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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谦:郑谦:中国从“文革”到改革的历史启示
2017-06-01 1394

20年来,中国改革不仅以它骄人业绩使世人瞩目,更以其独特的方式向“休克疗法”以及把稳定化、自由化、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常识提出了挑战。 发韧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革,在80至90年代苏联东欧等国家纷纷变质改制的时刻,却由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推向高潮,这其中的原委总使人费解。

有人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渐进式的改革方略。但是从1956年至80年代后半期,苏东等国家的改革大多也一直是渐进式的,只是因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而造成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据此认为,苏联模式与系统的改革是不相容的,成功的改革必须以彻底否定旧体制为前提。正是这样一种背景才使得 “休克疗法”一时大行其道。中国改革自1978年始,通过一系列渐进但却又是大推进的方式,推动经济在80年代超常规高速增长。在此基础上,开始于1992年明确市场取向,成功地实现了模式转换。所以,可以把问题归结为,同样是渐进式改革,为什么中国成功了?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对于这一成功的意义何在?

196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但是,在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中,社会主义各国及各国、工人党却发出了极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声音。

这一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同年,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等刊物在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的社论中称苏联:“已经变成了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心,变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同年,在近十年理论酝酿的基础上,欧洲共产主义重要领导人、社会党人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维也纳举行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讨论会上,强调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已经过时,社会主义的形式不应千篇一律,应创立“多党制”的社会主义的新模式,等等。次年,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捷克出现了“布拉格之春”。

1966年7月,在一封信中忧郁地说到,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这里,我们不去评论这句话的的正确与否,只是想说明,的确看到了在扬弃斯大林模式的过程中,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巨大分化。不管人们在感情上是否能接受,但他们必须承认,这种分化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从经典进入当代的一种形式,一个必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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