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彼得·德鲁克一生，他一直致力于理解日趋复杂的商业和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些涵义指导我们应如何持续创造并传播价值。

我受德鲁克著作的影响由来已久。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他就已预测到信息化大变革的某些影响正在浮现，比如，向信息经济的转型、知识工作的集中化，以及数字技术应用的转型对于各类工作的影响。

大约就在那时，两种彼此强化的颠覆性力量同步出现了。一股力量是数字技术。数字微处理器和分组交换网络的部署应用，标志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崛起，计算机、存储以及宽带技术的更新换代呈现指数式发展，更强有力地推动着这一趋势最终全球化。而数字技术能够普及，得益于另一股数十年来形成的势力：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自由化浪潮。这一浪潮正在系统性地促进国家及产业间商品、资金、民众以及观念的自由流动。

两股势力的合流既创造了不计其数的机遇，同时也产生巨大的挑战，它们系统性并大规模地摧毁了全球市场的进入障碍，无情地使企业经营压力持续攀升。自1965年以来，美国公众持股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变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企业在这一时期内的整体业绩都呈现出持续及夸张地大幅下滑，资产回报率下跌了75%。

到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信息技术和全球化这两股力量逐渐发挥作用。此时，德鲁克广泛撰写了不少著作，论述了管理实践迫切需要变革。他深知随着工作性质的转变及变革速度的增加，加上现有的管理实践，更不用说工人的整套技能，都会迅速沦为明日黄花，再也无法满足信息经济的需求。普遍走弱的资产回报率使我们确信，面对绵绵不绝的经营压力，必须对管理实践、组织机构及制度作出调整。既然如此，为什么企业没有更有效地应对挑战呢?

这几十年来经济与社会的面貌远比以往复杂得多，这至少为企业的应对不佳提供了部分解释。思考复杂性这一问题可以有很多视角，但一个重要维度是社会经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联系程度。幸好有了前文提到的两种力量，才使得企业个体间的全球性联系空前的紧密。不仅人际联系更频繁，互动速度也得到大幅度加快，所以即便是发生在偏远地区的小事件也能快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引出一连串出人意料的情况。比如，在世界范围内，草根政治运动正日益撼动各种“稳定”政体。权力法则的曲线呈现出尖头长尾的陡峭形态，锲而不舍地“排挤走”我们所熟悉的正态分布曲线，并让生活看似可被预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重新考量那些曾令企业获得成功的基本假设。让我们从最基本的问题说起：为什么我们要聚在诸如公司这样的组织里?大约80年前，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写了一篇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章暗示企业组织的存在是因为其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率。科斯认为，公司内协作比单兵作战成本更低。谈到全球巨型企业竞相崛起的理论依据，当时这一观点显而易见是正确的。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商业环境日趋复杂，我们需要回顾以往，并重新评估曾经的理论依据。纵览全球，个体间协作的难度和成本都远远低于以往。变革的步伐日益加速，不确定性与日俱增。或许一个新的商业逻辑将应运而生，并引导企业走向未来的成功。或许我们需要调整理论基础，从拓展效率转变为“拓展性学习”。企业应据此设计组织原则以及组织间关系架构，以促使形成加入者越多、学习速度越快的局面。

德鲁克并未对这些术语做出过多界定，但或许企业应该开拓视野，打破思维定势，超越狭隘的技术产品创新范畴。若想成功适应愈加复杂的环境，企业必须在机构及制度创新上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德鲁克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开始探索这一理念的边界，并采用了几个与当前视角相关的主题来说明：

·终身学习在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不可或缺;

·组织宜采取分权管理，并改变标准化及高度分工的流程。企业应把员工看作能自我增值的资产，而非被消耗的固定成本;

·企业要集中力量发展核心竞争力。这是德鲁克很早就支持业务外包的原因之一。他将此看作是精简运营流程、聚焦核心业务环节的方式。

·商业机构应着重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的脉动力，而非静态均衡模型。

德鲁克曾预言企业会面对无数挑战和机遇，这是在全球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取决于我们能否继续他的未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