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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鹏程:“内忧外患” 国企改革破压再前行-资本运营投融资专家讲师冯鹏程教授-中国产经新闻采访

战略管理

2016-01-20 23854

2014年1月29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冯鹏程教授接受《中国产经新闻》关于国企改革的采访。

采访原文如下：

“内忧外患” 国企改革破压再前行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报　作者：梁薇薇　日期：2014-01-29　访问量：3187

　　本报记者梁薇薇报道

　　已经过去的2013年注定要被历史所铭记。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之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方向，总目标，路线图。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坊间流传“国企成为此次改革的最大赢家”，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后，市场不禁惊呼国企改革成为此次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大亮点，人们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国企改革心情的起伏变化多少折射出，这个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其改革注定要备受瞩目。

　　从1984年国企改革的起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到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启动国企改革的“大刀阔斧”，近30年的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如今，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新一轮国企改革仍然面临“内忧外患”。对内，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的说法一直在舆论中占据主流。对外，在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中，“国有企业”的标签也常常让世界戴着有色眼镜对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常常陷于被动。因此，新一轮国企改革任重而道远。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国企改革部分的表述，似乎也为这一轮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对内放开，各方面领域更全面地放权、赋权，激发活力；对外开放，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与世界进一步融合。

　　“内忧”·放开

　　2013年开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悄然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只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吸引3亿用户的腾讯即时通讯软件——微信，由于直接分流了运营商的部分短信、彩信甚至话音业务等业务，动了电信运营商的“奶酪”而引起了这场战争。

　　人们之所以关注，一部分原因是自身利益有可能受到损害，但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事件双方的特殊身份。国有垄断电信运营商和民营互联网巨头之间的较量，很容易让人们陷入到“国进民退”的讨论中。而舆论一边倒，长期遭人诟病的国有垄断电信运营商受到了指责。

　　而这只是国企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小小的案例。

　　国企一直在改革，但是民怨还是如此高涨，在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教授看来，这是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他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自来水、天然气等自然垄断性领域，交通、公共卫生等公益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有国家财政补贴，本不该以盈利为目的，但在中国恰恰相反，只想涨价，赚钱。这就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

　　“而那些该放开的，比如电信行业，在国外完全是充分竞争的行业，任何类型企业都可以进入。但是国内不是如此。垄断形成了高价格，却是低服务，所以就造成老百姓很不满。”高明华指出，在某些程度上过去我们的国企改革有很多的误区，没有认识到国有企业应该做什么，或应当做什么。

　　因此，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国企改革的部分，分类监管是重头戏。《决定》指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分类监管其实就是要解决国企垄断的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资本运营研究中心主任冯鹏程教授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但是仅仅是提出来，具体怎么操作现在还没有出来。

　　目前对于国企的分类，市场上有公益性国企、自然垄断性国企和竞争性行业国企之分，也有垄断性国企、竞争性国企以及垄断+竞争性国企之分。

　　不管怎么分类，高明华认为，分类一定要明晰，目标要纯碎。公益性国企就是公益性，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盈利为目的竞争性的国企，诸如电信、石油之类的行业，该放开就放开。不能具有一些矛盾的职能，否则，国企改革还是会回到老路上去。

　　“外患”·开放

　　“走出去”作为我国企业发展的一条“新路”。最近几年，国有企业加快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步伐。占我国“走出去”企业队伍2/3以上的国有企业无疑是“走出去”的主力军。但是这些国有企业大多通过并购形式走出国门，而其中很多都是来自自然资源领域，这就引发了越来越多东道国的担忧。因此，当地政府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也会提高戒备纺线。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我国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失败的案例。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方面过于强调所谓的“国家安全”、“国有公司”和“政府补贴”。除此之外，从媒体的报道中可知，近年来我国西北有色、唐山曹妃甸投资集团等都遭遇类似尴尬情境。欧盟虽然不提“国家安全”，但是也顾虑中国“走出去”的企业由政府控制，会使欧洲企业在竞购资产时处于劣势。

　　因此，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国企，降低国有控股比例成为改变这一现状的其中一条路径。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给实现这个路径提供了可能。

　　对此，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曾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百分百的国企，国际上有些人会认为国企有政府背景，能够享受到国家的特殊政策，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公平。因此，国企参与全球化竞争就会比较被动。而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后，对企业走出去投资应该会好一些。”

　　事实上，混合所有制经济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物。可以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混合所有制企业就已出现。现在特别强调，并且成为国企改革之中的一个亮点，市场人士纷纷认为这将有利于国企走出去。

　　对此，冯鹏程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确会对国企走出去有利，但是要看具体怎么混合。国企民企持有相同的股份，还都是小股东，国企一股独大，这些都是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混合所有制经济最后还是大股东还是国有企业，那么意义可能不那么大。

　　此外，霍建国还指出，其实国际上目前所谓高标准的开放跟我国的理念是一样的，那就是开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竞争中性，至少不要开小灶，享受特殊政策。

　　对于这一点，高明华表示认同。“国外对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有一些看法也是很正常，因为中国政府给予走出去的企业很多财税、资源上的优惠政策。因此，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参与的太多。”高明华强调，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适用于走出去的竞争性国有企业。管资本与回报，不管或少管人和事，这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