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再次在网络和媒体上引发了公众对中美物价差异的热议。据报道，一件同样款式的大嘴猴(PaulFrank)短袖T恤，在北京某商场售价368元，而在美国亚马逊网站的售价仅为26美元，合人民币162元。为何洋品牌在中美之间会存在如此高的价差？大家可能首先归结于中国高额税收和民众的崇洋媚外消费心理。这个问题争论了这么些年，时至今日仍无定论，足以说明真相可能远非如此简单。 　　目前，中美两国物价差异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三类商品：一是房地产。住房购买支出占中国居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其价差最容易为人所感知。二是成熟的工业产品和从国外进口的奢侈品。代表性的工业品包括电子产品和汽车，这种价格差主要反映了成熟市场和欠发达市场的供需差异。以汽车为例，美国人均汽车至少1辆，而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虽然逐年增加，却仍不足10%。相比旺盛的购车需求(尤其是高档进口汽车)，中国的汽车供应仍然不足。供需失衡导致中国的汽车价格虽逐年走低，但相比美国仍然很贵。另外，中国人买贵不买贱的炫耀性消费心理，也是造成国际品牌价格在中国高企的助因，这给了跨国企业联手对中国消费者进行垄断定价的空间。 　　三是中国出口国外的商品。这类产品主要集中在服装、纺织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价格优势是它们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条件。受出口经济导向的影响以及扶持出口型中小企业的考虑，政府出台了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最终为国外消费者源源不断地提供远比国内价格低廉的“中国制造”，这实际上是在拿全中国人的钱补贴美国人的低价消费。 　　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收入水平、消费习惯和支出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简单的价格对比很容易让国人认为一概是“东风压倒西风”。从一般的经济学意义上划分，市场既包括了有形的商品市场，也包括无形的服务市场。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美之间物价相差较大的更多是可贸易商品市场的价格，事实上美国凡是牵扯到人工成本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相对较高。而且美国人的支出结构和我们大不相同，其收入约1/3用于交税。税后收入中，1/3用于购买养老和医疗等各类保险，1/3用于住房，剩余1/3用于教育、食品、交通出行以及其他杂项开支。我们通常用于物价比较的基本生活用品，在其消费支出结构中占比十分有限。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商品低价并不与好的市场绝对画等号。上世纪90年代前，中国实行的是配给制。那时的物价远比国外低，但你能说当时中国人享受的商品服务世界一流吗？显然不能。低价是计划管制的表现，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物资短缺。这在政府补贴的领域特别明显。以地铁价格为例，北京的票价全世界有名的低，你能说北京人比全世界人享受更优质的地铁服务吗？显然也不能。由此可以看到，物价只是衡量市场表现好坏的一个因素，而非唯一因素。 　　再者，由于世界银行近些年公布的中美购买力平价一直低于实际汇率，即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比实际汇率计算出来的更大。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按照购买力平价(PPP)和现价美元计算出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估算，2012年中美两国的购买力平价约为4.23，而该年的实际汇率为6.31。于是有人惊呼原本很便宜的美国商品按照相对购买力计算更加便宜。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公式，当购买力平价低于实际汇率的时候，意味着中国国内的一揽子同质商品相比国外更便宜而不是更贵。 　　所以，当下人们所感知到的国内物价偏高，与其说是中美两国价格水平差异的真实体现，不如说是居民对于日常消费支出相比收入过大而产生的生活焦虑的表达和对民生问题的集中诉求。究其根源，无论是从生产、流通、销售环节所产生的市场交易成本来讲，还是从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来讲，我们和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确实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些才是推高国内物价的幕后黑手。 　　首先是通货膨胀。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2005年至今，中国累积CPI高达25%，而美国同期则仅为17.6%。中美两国同样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同样超发货币，结局却大相径庭。美国依靠美元的强势地位，通过美联储超发货币，将流动性引到世界各国。而中国在现有的结售汇制度下，每多1美元的外贸收入，就要多被动增发6.3元人民币的货币，直接造成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尴尬困局。 　　其次是交易成本过高。一是表现为物流运输成本过高，在中国，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据悉，从广州运货到北京比从广州运货到美国还贵。二是表现为销售环节成本过高。在国内商场，除购入的成本价之外，商家还要支付各种税费，累加起来就多出大约30%的“交易费用”。三是隐形的寻租成本过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建议中国政府通过降低税费的方式藏富于民，同时走上降低物价刺激内需的发展道路，可谓切中要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没有世界一流的品牌，在别人的市场上自然就没有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