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属于中高收入国家”。近期国家发改委某官员的一句平常话竟出人意料地引发了广大网民的热议。特别是联系到之前的“被中产”和“被幸福”，网民调侃自己这次又被“中高收入”了。
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2012年收入分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4086到12615美元之间即视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2013年我国GDP总量超过56万亿元，人均GDP已经超过6700美元，所以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从数字上看，中国的确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而且，准确来说是前几年就已经进入了，可为什么时至今日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自己被“中高收入了”呢？
首先是由于存在概念上的认识问题。大部分人将“我国已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等同于“自己进入中高收入行列”，这是不对的。因为世界银行制定的这个国家收入划分标准仅是技术性的，虽然可以大致反映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但此标准主要是作为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贴息贷款等相关工作的判定依据，所以标准定的比较低。也就是说，“我国已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仅意味着我们不再是贫穷国家，不再是世界银行的救济对象，并不代表我们每个人都富裕起来了。从世界排名来看，2012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以5740美元在世界19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2位，位于中下队列，即使在99个中等收入国家里面，中国也只是个中等生，与美国、日本等61个高收入国家相比当然就有更长的距离。
更何况，人均GDP还不等于实际的人均收入。国内生产总值(GDP)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财富总和。这些财富还要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老百姓没有感觉到“中高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低于国际通常水平。也就是说，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居民拿的少了,政府和企业拿的多了。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在60%以上，如美国为79.80%，英国为78.10%，法国为61.02%，日本为81.54%，中国内地则为24.34%。当然，国家统计局认为世界银行对中国内地的数据估计是偏低的。
以天津为例，2013年天津人均GDP为101689元，已经超过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然而，去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58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05元，分别占人均GDP的32%和15%。即使全国平均，2013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也就43%左右。所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GDP不如别人，实际人均收入或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就更不如了。
其次，还得考虑收入差距，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被平均”问题。在国际上，基尼系数是用来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综合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超过联合国设定的0.4的警戒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我国“城镇中等收入劳动者群体”总人数在6000-7000万左右，约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3.2亿的18%-20%左右，占城镇总人口的9%-10%左右，而且主要分布在北、上、广、深以及一些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所以，在中国的当前，真正的中高收入者本来就很少，大部分人觉得自己并没有“中高收入”就自然很正常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已属于中高收入国家”仅仅是从冷冰冰的数字上看的，而大家感觉自己“被中高收入”折射的更多的是一种财富心理感受。这种心理感受与两个重要因素有关，一个是财富的积累，另一个是个人的消费能力。
财富心理感受取决于国民所拥有的累积财富，而不是GDP所代表的新增财富。举个例子，我们去年盖了一栋楼，价值1个亿，今年又给推倒了，推倒花了1000万，然后又在原地新盖了一栋楼，价值也值1个亿，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就创造了2.1亿的GDP，但是我们实际拥有的财富还是只有1个亿，而且能供我们享受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心理感受的财富实际也只有1个亿。前面的“盖了拆、拆了盖”都是瞎折腾，是无用的GDP。在国外，几百年前的建筑现在依旧在使用的比比皆是，而我们国家的建筑一般平均寿命也就30-50年。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拥有了比别人高的GDP，但不一定拥有比别人多的可供享受的实际财富。
另外，对于老百姓来说，最真实的财富感受来自于自身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只有消费上去了，才会有进入中高收入经济体的感觉。中国的公共服务本来就不够完善，老百姓的支出不确定性很大。上学、就医、买房、养老，每一样都会把一个普通老百姓压得透不过气来。面对通货膨胀和未来生活预期的高度不确定性，老百姓手中的钱花也不是，不花也不是，总在进退两难中纠结，这样的财富感受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及未来发展的总量指标经常被提及。比如，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将于2014年某个时刻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等等。这说明，我国确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个“新常态”阶段，我们迫切需要的是转变。需要将目光从关注外在的数字转变到关注老百姓的心理感受上来，在经济政策上表现为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