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岳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聚会，在座的每一位对张謇的了解或者感受、感情，都可能要比今天的讲者特别一些。
 我是南通海门人，兄弟姐妹十二个，我们全家在我第三个哥哥生下来之后，在张謇垦殖的时代从海门迁移到了江苏大丰，我们从小在大丰长大，但是一直把自己看做是海门人。在我们成长的生涯中，不是说“毛主席说……”，父母对我们说话时都是“张状元说……”，“状元公说过……”，他们把这当作一个行为的前提和规则，然后说你们应该来怎样做事。实际上很小的时候不知道张状元是谁，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就像基督徒说“圣经上说……”，他会慢慢变成一个基因，在成长过程中知道就是有那么一个人物或者那么一种文化，对你产生影响。当然，在成人工作以后，越来越有机会接触张主席、张主席一家，我也从以前自发的受到张謇的影响变成自觉的去探寻张謇的足迹、认识张謇这样一个过程。我自己对张謇先生的感受：他是一个一百多年以前的人，但是思想和行为在今天这个时代丝毫不落后的一个先辈。
 今天演讲的重点不是我跟大家分享，我是作为张謇研究的外行，外行最大的特点是讲热闹，在座的很多前辈，张謇研究中心的顾问、南通的老领导、还有一些学者，包括南通博物苑也有研究张謇先生的馆员，大家都是内行，都掌握很多的门道，我们只是在大家掌握的门道之外再增加一些热闹，希望让张謇研究呈现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局面。
我今天不管讲多少，都是抬轿子的，正式跟大家分享的是吴晓波先生，叫“专家”就有点贬低他了，今天在中国说“专家”不算是表扬，他在财经史的领域中，让普通的爱读书的人和喜欢财经的人有一个独特的角度认识中国财经发展的脉搏；独特的角度把企业这样一个组织形态、企业家这样一个人群放在历史的视角中加以解剖和研究。
 综合的历史基本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哪个生意人在历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其实基本上不算很高。孔夫子的徒弟子贡是做生意的，但是在所有关于孔夫子弟子的列传中，关于做生意这件事情，并没有把他说得特别高。过去的时代，做生意的人排在很多行当后面，我们所说“商人”这个词本身也不是特别高尚。因为周朝把商灭了，就把商的后代放在今河南商丘一带，这些人除了做生意其他活儿不能干，那个时候生意就是最不为人所耻的，所以后来有了“商人”这个说法，商人是因为商代的移民可以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生意。这就是为什么几千年之后张謇先生选择去做生意这件事情不简单！在儒家传统和学问传统里，做生意是不如做农民的，没有人挂个牌子说自己是“生意之家”。那个时候成功的生意人要么买官做，要么培养孩子去读书，最后把孩子转成“耕读之家”。实际商业的流通效率比做地主高很多的，但那时候的生意人有了钱以后转成不动产，回家卖地，变成地主，然后就觉得自己成了“耕读之家”，修成正果了。一个商人不管一辈子做多大的生意，最后寿终正寝的时候，是挂上“耕读之家”，当成地主才算是修成正果。
 今天我们看到张謇先生留下了什么呢？张謇先生家有一大块地吗？有很多的人帮他种地吗？张謇先生的确开垦了很多地，但是那个“地”不同于传统地主的“地”，那是公司，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农厂。大规模的耕种，用那个时候可以有的先进技术来耕种的一个形态。在大家能够想象的范围内，那是最工业化、产业化经营的农业，使得其有很高的效率来生产，那些都叫公司，而且都是在股份制的结构下被公司所持有。所以张謇先生即使有了那么多的土地，其实没有多少土地是在他私人名下，他更没有给自己家挂上“耕读之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謇先生是非常反传统的。我自己的认识正像胡适先生说的，张謇是一个伟大的悲剧英雄。很多人会把张謇神化，因为他做的这些其实我们是干不了的。我要说的就是张謇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也是个凡人，他之所以在这个时代有意义，是因为他做的很多事情在今天也是可以被我们模仿和学习的。
 我想从三个角度说说张謇先生为什么是一个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价值的人。
第一、张謇所做的事，不是天纵英才的超然之举，而是顺势而为、洞察时势之举。
张謇先生一辈子可以做一百八十七个公司，三百五十多个公益组织，这样的事情正常人做一件就够了，做两三件也还能理解，做十个八个会觉得你多元化不得好死，但是他能够一辈子做五百多个法人组织，这的确不是常人所做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推想出张謇是个超人、是个神，但还的确不是。我觉得张謇先生所做的事，就是和雷军说的“站在风口上猪会飞起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张謇先生创业的时候，他做的这些事情，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如果在其他的地方，比如卢作孚曾经想学习张謇，还专门到南通来考察，他回去在重庆地区也搞实验区，其实他搞的实验区比南通小多了，根本就没搞好，也没搞得起来，这个原因其实跟南通的时事是很有关系的。2012年中国进入服务业革命的时期，这就意味着中国所发生的快速的变化。今天早上张主席还在跟我说，想当初22年以前，我认识张主席的时候，全国工商联里的大款和大腕，全是干制造业的，当然还有房地产的，像我们这种搞一个咨询的，都是靠边站的小弟弟，干服务在那个时候根本不算什么，但是今天再去看，很多的工厂都没有了。中国最早的第一代114个排富豪榜的公司，很多个已经不在了。为什么？时势变了。到了今天全世界在经济市场人均GDP5000美金就是服务革命的爆发期，日本在1976年，美国在1969年，从那个时代开始，经济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国家再也没有重要的制造业品牌，新兴的重要品牌均为服务业品牌，或者技术含量、创意含量很高的服务业品牌，制造成为一个特殊的加工模块，存在在大的服务流里，这就是一个大的时势。张謇那个时候的时势是什么？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具体的事。张状元在世的时候，我父亲在海门的出租汽车公司开车，那时候海门就已经有了出租公司，老板是我二伯。后来我爸就参加移民的大军到大丰去开垦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故事本身，我只是讲那个时候张謇先生所做的事情，像大生纱厂生产的产品，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可以做？再早一百年出个状元干这个事，有戏吗？不见得有戏。经济发展到某个时候，人民的欣赏水平到某个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上海滩已经成了花花世界、十里洋场，它对开启人们的消费视野、启发人们的消费需求起到非常重要作用。所以在上海能做成的事情，在重庆还真不见得能做成，既需要经济达到一定的阶段，同时又需要人们的视野达到一定阶段。今天为什么中国人的消费能升级？除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中国人去年一亿人次出国旅游，一个人从法国转回来再买东西的时候，眼界就改变了；从美国、新西兰回来后，对喝牛奶的要求改变了。回来后就觉得食品不安全了，再不安全，现在人均寿命都比以前长，清朝的时候食品很安全，全是有机的，化肥、农药也没有，清朝人均寿命才49岁，唐朝才29岁，让你回去唐朝，你干吗？张謇先生的伟大不在于他创造一个时代，而是这个时代产生需求的时候，他做了适应这个时代才有机会的事。只要是伟大的企业家，肯定都是创造市场，如果想创造市场，就成了计划经济，那就不够伟大了，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是顺应市场的需求，做出伟大的事情来。张謇先生是个读书人，正常情况下，读书人就理解四书五经那些玩意儿，反正几千年来就读那些书，整天帮着政府对付一些社会上的事，正常的学问人，秀才、进士和状元是没有市场经济知识的，简单的说，他不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内，理论上来说，如果张謇先生是一个正常的状元的话，他是不会懂市场的，但他居然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他超越常人的地方，所以他不是创造了那个时代的规律，而是他认识了、洞察了那个时代的规律，这是对我们现在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当有了上海滩之后，西方世界的经济开始影响中国，过去中国是一个漫长的农业社会，清朝一代，三百年前穿的所谓清朝的服装和三百年后清朝的服装是一样的。就算再有钱的地主，今年换的衣服从样式上来说和去年是差不多的，仅仅是材料是新的。其实大生纱厂生产的不是土布，是洋布，或者说是中国人生产出来的如同洋布质量一样的高品质的产品，就像今天阿里巴巴上产生了很多新的产品，不是法国品牌、德国品牌，是中国人的品牌，但是这个品牌看起来各个方面和法国、德国的很像，至少有一点，我们山寨的比法国做的还快，所以这是一个时代所产生出的新的东西，而且这个新的东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吻合市场的需要。一个月以前我在法国参加中法平台论坛，我跟法国人说，法国的品牌今天依然还会被40岁以上的中国人推崇，但是我敢断言法国人用现在的设计和生产的模式在十年以后的中国你们将成为一个边缘化的角色，为什么？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还有没有太推崇法国品牌，看看周围的小孩，10岁、20岁、30岁的谁会穿法国的服装？不仅因为它贵，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国的东西太老气了，作为一个40几岁的男人，我就不爱穿法国的东西，为什么？穿着40几岁的衣服看起来就像40几岁，我们现在中国的男人是希望40几岁看起来像30几岁，而这一点阿里巴巴上的服装可以满足我，法国的服装不能满足我，穿着爱马仕的服装40几岁看起来就像40几岁，不符合中国人民的装嫩需要，所以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需要的。我父母小时候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老布，实在不能用的时候纳鞋底，从被单到被底到衬衫都是老布，以前也不见得老布有什么不好，等到后来能穿洋布的时候，就发现老布太硬了，舒适度完全是不同的。我母亲17岁结婚的时候，她就已经穿上上海滩的旗袍了，这是在海门才有的事。那个时代如果用纯粹的洋布成本太高，虽然清朝末年的时候生活水平已经有一定的程度了，但是如果纯粹用进口的东西还是太贵了，就像天如果纯粹买进口的车、进口的服装还是太贵了，站在普通人民需要的角度来讲，不太合适、性价比不够。那个时候张先生从培植新一代的棉花到有大生纱厂再到扩展到其他事业，这一系列的产业才产生了性价比更好的满足那个时候的东西，所以说张謇先生认识到市场的规律。当然，张謇先生的事业到后期的时候其实有低落期的，经济是有周期的，事实上张謇先生后期很多的产品，包括大生纱厂的产品周期之间开始有了一定的距离。今天互联网的周期，移动互联网6个月一个周期、PC端18个月一个周期，非常短。那个时候，有一些产业的周期方面实际上是有一些距离的，所以说后来事业的某一些波折和变化本身也跟这个市场规律之间的追赶有很重要的关系。这是我第一点的观察、认识。
 第二点，做成大事要整合大资源。
张謇先生做了那么多的事，他不是很有钱的人，我前段时间碰到南通梁家的后裔，说“咱们梁家也是大户人家，在张先生做事情的时候，据我爷爷的爸爸说参与了很多的事。”可能南通梁家、顾家也是大户人家，但是历史上谁会记得这些人？自己家人会记得，但社会不会记得。张謇先生大概是最早搞众筹的，因为他自己没有钱，所以他做很多事情，都是用众筹的方法来筹集做每一个事业的钱，包括后来很多的公益事业，很少能看到有一个公司是张謇先生独自做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不是大财主，关键张謇先生也不是富二代，他没有很多的产业，也没有富人圈里面形成的传统声望去获得这个资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屌丝逆袭，他是一个有人品、有威望、有事业、有格局的人，做的每一件事有模式。其实那个时代土豪很多，大家都知道应该做点事情，但是到底干什么事呢？或者他本来也可以按照传统做官做土豪，就是个很有钱的人，他的思想从来没有新格局来思考问题，所以张謇先生在那个时代有点像今天做投资基金的人，投资基金的人大半不是有钱人，LP是有钱的人，就是拿钱出来投资基金的人是有钱的人，为什么很有钱的人当LP呢？因为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选什么样的项目、用什么样的模式才是有前景的，所以做GP的人要有vision、有架构、有模式，然后告诉你趋势是什么。张先生那时候用了股票，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的土豪，很多南通的有钱人也没整明白到底咋弄，他在100多年前就整明白了咋弄，关键是那个时代还没有教科书，还没有大学的金融学院，也还没有上海证交所……张謇先生从他去募资时候写的文件，到后来写的股份制章程，到董事会开会规则，到最后的分配模式，所有的东西都有案可据，所有的东西如果从今天来看很多的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时候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一个清末状元，这些文件都是他设计出来的，很有天分；在另一方面张謇先生是一个没有真正留过洋，但是却能够理解西洋规则的人。当时很多人做事情就是按地主、土豪的规则来做，张謇先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的视野就超越了很多人。我在看张謇研究的书籍时，很多人会提到张謇的知识来源，其实张謇本身不懂英语，但是那个时候就有了很多研究海外的翻译书籍，张謇先生有广泛的涉猎。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那个时代一般人看世界就是看看，而张謇看世界，是认真的琢磨和研究，到股份制这一层的思考，他并不是看一般的外籍介绍书，这就意味着他在了解了新的东西以后，他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他还观察过美国资本市场，但是后来他做出来的东西，证明了他对于这些东西的观察，现在研究张謇研究得太空泛、太粗了，张謇先生是一个既有很宏观的格局，同时又有很细致的人。我昨天晚上在南通大学讲到张謇先生到日本访问的时候，他自己写的日记，他说某一天到哪个学校，房间多大、窗户多大、进光量是多少；桌子多高、椅子多高、桌椅之间的对比是多少，因为涉及到小孩坐的时候身姿、视线的保护，那个时候的私塾基本都是坑害小孩子健康的，根本没有这样的考虑。张謇先生在细的时候会细到那样的程度，在宏观的时候他能思考整个国家到底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是革命的选择、保皇的选择，还是他提出的君主立宪的选择。今天有人在研究新权威主义的时候，我们今天即使是有了共和的名字，但是实际上还要集权，其实这个模式的本质和君主立宪有相通之处，张謇先生不是一个空想家，很多的政治空想家会成为乌托邦主义者，而他是一个具有实操特点的人。
 第三点，我想分享的是张謇先生的人才观。
所有做的事情，如果只是张謇先生的英明，或者说哥哥张詧对他的帮助，同时很多张謇先生长期培养的团队也很强，但是我觉得今天特别佩服的是张謇先生的人才观。昨天晚上去某大学的时候，这边写了个牌子“张謇的当代意义”，对面挂了一个横幅“为建成研究型大学而奋斗”，我们所有的企业家都说其实这两个牌子是对冲的，为什么呢？张謇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搞研究型大学，张謇所做的都是职业性学院，师范学校、农科、水产学校、水利学校、纺织学校，都是以职业为导向的，只有张謇先生才有这个目光，因为他是做产业本身的，一个产业没有人才只有构想不足以运行。从学校的角度，如果纯粹是一个读书人，他没法理解生意的需要，今天这个时代之所以成为人才培养的悲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学校的人不理解产业，做产业的人不懂学校，完全是隔绝的世界，所以才会看到我们有更多的大学生，但是我们有更少的人才。张謇先生那个时代很多孩子根本不算大学生，他们只是受过了一点职业教育，但他们却成为了大才，而且是切合产业需要的大才。那个时候张謇先生的产业视野看起来有不同的板块，但它们却密切的相关联，整个社会的基础建设力有不逮，社会没法很好的满足他的产业需要，张謇先生在他自己毕生的事业中创造那么多的实体，使得其运行成为一个有机的社会组织，南通成为近代史上的中国第一城。我们假定张謇先生成了民国时代的国务总理，假定南通不止是在南通，而是在整个苏北，或者南通是整个江苏，或者南通是在长三角，我们想象的今天的某些现代化的局面，不会到1980年的时候被提出来，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中国人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思考生活前进的方向，这也是我们今天大胆的对张謇先生的期待。任何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张謇先生也会有他的局限性，但作为后辈我们在仰望他的同时，在那么一个条件很有限的时代，张謇先生能够发挥他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能量做那么多的事情，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有了更多的条件，所以让我说张謇在当代的意义，他应该给我们后辈更多的激励，我们不见得在所有方面做到张謇先生做的，但我们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可以做出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或者和这个时代相匹配的这样的机会转变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