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5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
　　
　　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惊心动魄，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学的灵魂。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
　　
　　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
　　
　　当然，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剖析人性残忍时，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莫言：最艰难的时候是走上坡路的时候
　　　　
　　201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为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
　　
　　莫言出生在山东一个很荒凉的农村，家里人口很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非常贫困，像他这样的农村孩子，像小狗小猫一样长大。莫言曾在某一年的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父亲过于严厉的约束也使他备受压抑，这种心理特征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小学三年级时，莫言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文学启蒙。小学没毕业又碰上“文革”，他就辍学回家劳动，以放牛割草为业，闲暇时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无书可读时甚至读《新华字典》。
　　
　　莫言没想过当作家，不过有一年，莫言看到，当时报纸上发表了王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劝文学青年，大家不要在文学的狭窄的小路上挤来挤去，尽早判断自己是不是这块料子，你去当工人、当工程师也好，可以在别的领域发挥自己的特长。莫言看了以后很受刺激，他想，一个人的文学才能是自己无法判定的，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呢？你们都成名了，都成作家了，为什么打击我们呢？一个人怎么样辨别是不是明智的选择，只能是通过实验，通过试探，我写上几年，不行了，我自动会转向，我再不转向，就会饿死，只好干别的。对于认为行动比经验重要的莫言来说，这个劝是没有意义的，他只能告诉自己一定要试一下，行当然更好。
　　
　　只有小学文凭的莫言不仅试了一下，还试了好几下。18岁时走后门到县棉油厂干临时工的莫言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这成了他人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然后在部队待了几年，慢慢开始学习写作，开始的时候还是偷偷摸摸地写，因为如果在部队写作的话，领导会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直到发表了中篇小说《红高粱》，反响强烈，被读者推选为《人民文学》当年“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莫言这才真正地走上了专业创作之路。
　　
　　从此莫言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出版了《酒国》《檀香刑》等名作，故乡虽旧，亲人虽穷，莫言从来没有为此而感到自卑，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放牛牵羊翻《新华字典》的他创作源泉全是来自当年贫苦的故乡，成功后的莫言并没有忘记故乡，而是认为美妙的语言来自民间，所以他常常会像小时候那样跟村里的人“混”在一起，跟乡亲们学会用民间的语言来描述事物、表达自己的思想。
　　
　　莫言曾经做过—个报告，报告里谈到《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在我少年时期，确实经历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大概两三天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我曾经说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是我创作的原动力，是我的出发点。　　失败者，往往是热度只有五分钟的人；成功者，往往是坚持最后的人。莫言坚持了下来，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他认为，最艰难的时候是走上坡路的时候。有句话这样说：不要总是觉得生活会一直穷困下去，因为如果你这样感觉，那么这些就会成为事实，跟你如影随形。相反，你应该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说不定，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如你期待的那样了。起初的莫言虽然没想过当作家，但写作带给他的日子一定是他当初期待的那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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