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穷屌丝，苦中历练。作为新民学会会务主持者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是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京都消费昂贵，毛经常馍馍咸菜过日子。一件大衣八个人换着穿。

二、自强获尊严。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他请教。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毛泽东的谦虚态度和自身实力，让人们不得不由“冷”转“热”。就说胡适吧，第二年就和毛泽东成了“至交”。有人如此表述两人关系的转变：“由于毛泽东虚心请教，经过多次提问、接触，情况逐步变化了。”后来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在北京的胡适看过后，不仅撰文推介，而且赞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1920年，“胡适并对毛泽东呈送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很感兴趣。”

三、学识打动关键人。1917年3月，正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将《体育之研究》一文投向《新青年》。这篇文章以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将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有了这种渊源，毛拜访陈也就没有障碍了，而毛的谦虚诚恳态度，又给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陈当时就夸奖说，你那文章写得好，特别是“盖天地惟动而已”这观点有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