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短短三十八个字，孔子如此叙述了自己的一生。 此可谓史上最短的一篇自传。后来几乎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心向往之的完美人生。孔子所达到的人生高度、宽度和深度，两千五百多年来，不断被阐发；不断激励着每一代中国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鲍鹏山谈—— 先贤的为人处事（与人相处）之道 一、己与人 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伟大先贤孔子的这句话，简洁地概括了“己”与“人”的关系，已被镌刻联合国总部大厅。这句话到底讲了一种怎样的关系？深意何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语》里面两次出现，孔子在回答冉雍和子贡这两个学生的两个不同问题时，都说过这样的话，这还不包括他和子贡、曾参谈话时暗示过的两次。与此相关联的思想表述就更多了。所以，我甚至以为，不是“仁”，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因为， “仁”，其实正是讲的“二人”，讲的就是人己关系，群己关系。而这些关系的底线就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可以说，“仁”是概念，而“恕”是这个概念的最基本内涵。按照孔子的解释，这是一个人可以终生奉行并应该终身奉行的人际关系、族群关系、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2、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的先贤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比如“仁者爱人”、“温良恭俭让”、“宽囿”、“忠恕”等等，但是，这些观念今天似乎已经不那么被尊崇了，难道过时了？ 只要人还需要交往，需要在人群中生活，这些观念就永远不会过时。很简单，不是别人需要我们爱，需要我们宽宥，需要我们谦让，而是，我们自己需要别人的爱、宽宥和谦让。而爱、宽宥等等，只能由人群提供，而人群中有没有这些，有没有爱，就看我们组成人群的每一个人心中有没有爱。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爱了，我们生活的族群也就没有爱了，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爱？我们的爱的需求到哪里去满足？儒家伦理学的起点就是“反躬自问，推己及人”。 其实，我们需要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脆弱而不够强大的；我们需要宽宥，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有缺点而不够完美的。简言之，爱，基于我们自身人性上的匮乏。人性不变，爱、宽宥、谦让就永远是我们的渴望。 至于“温良恭俭让”，这是子贡对老师孔子个性气质的描述，后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基本民族性格和气质。这种整体气质，体现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积淀的古老民族的文明和教养，也体现出一个民族深沉的内涵和深藏的力量。这种力量，淡定，含蓄，强大而不张扬，坚韧而不尖锐，恒久而不保守，稳定而不顽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熏陶出这样一种伟大的民族气质，实在珍贵，我们不能只用几十年的时间，通过对自身文化的放弃，毁掉这样的气质。今天网络和现实中到处可见的暴戾之气、泼妇街骂、流氓街斗、泼皮腔调，甚至大学教授专家学者所不能免，实在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的文化堕落和文化耻辱。 其实，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争论，野蛮不是力量，文明才是力量；暴力不是力量，正义才是力量。 二、尊重与自重 1、媒体呼吁人们在公共场所要互相尊重。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是一种很重要也很基础的社会关系，它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形成的？ 你所说的“媒体呼吁人们在公共场所互相尊重”，有些媒体是，有些媒体却未必如此。不少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发表的文章，不讲逻辑，不讲道理，只有情绪的宣泄和对对方的毫无学理意义的冷嘲热讽。这种文风与文革文风有着明显的血脉关系，但可悲的是，这类文章却最为受众叫好，因为受众需要的，也不是心平气和的思考和对对方的理解，以及理解之后对对方做事实或价值反驳，他也只需要情绪的宣泄。这是一个宣泄的时代。但是，一个大国，非理性的作者和非理性的受众甚嚣尘上，是危险的。因为，大国之力量的最终体现，乃是国民的强大，而国民强大的最终体现，不是国民的暴力，而是国民的思想能力。一个文明古国，一个有着几千年文章历史的古国，非理性的情绪宣泄的文字充斥媒体，更是文明的耻辱。 从传播学的角度讲，越是没有论证过程、越是蛮不讲理、越是极端偏激的言论，传播得越快越广，很多人深谙此道，以此博取眼球。但是，这类言论，伤害的是他人、伤害的是社会的良知和理性。所以，孔子讨厌巧言令色，要人们说话慢一点：“仁者，其言也讱。”仁德的人，说话慢一点，不要不经过大脑就滔滔不绝。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是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正如到处充斥谩骂是不文明的表现一样。 2、人在社会中应该尊重别人什么？同时靠什么让自己被尊重？尊重与自重，二者是排斥的还是相辅的？ 尊重他人，有两种层面： 一，无条件的尊重。就是尊重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人权和人生。不能无端侮辱一个人的人格，不能无端剥夺一个人的人权，不能无端妨害一个人的生活。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 二，有条件的尊重。比如一个人贡献大，人品好，会获得更多的尊重。孟子就讲过受人尊敬的三个条件：地位高、年纪大、德行好。这种有条件的尊重或尊重必须有条件，是有一定道理和正面价值的，它会促使人们道德上进，促使人们做出更大的成绩和贡献。所以，一方面我们倡导无条件的尊重，但是，也要提倡有条件的尊重。没有无条件的尊重，文明没有底线；没有有条件的尊重，文明不会进步。 每一个人，既有权利获得他人的无条件尊重，也有义务争取他人的有条件尊重。 无条件的尊重体现的是社会的文明，有条件的尊重体现的是道德的力量。无条件的尊重是保护力，保护人的基本权利；有条件的尊重是提升力，提升人的人生境界。 三、争与让 1、人们说公共场所的争执往往起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有多少事是大事呢？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不正是从这些小事反映出来的吗？ 孔子说：“其争也君子。”孔子不反对争，但他要求人们不要有小人之争，他要的是君子之争。君子之争有两个内涵：一，君子所争之物：是非；二，君子之争之手段：规则。那今日市场经济，人们在市场上争利，是君子还是小人？争正当的利，就是君子，争不正当的利，就是小人。用正当的手段争，就是君子；用不正当的手段去争，就是小人。正当的利为“是”，不正当的利为“非”。所以，君子争是非，并不是说君子不争利，利与是非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的东西，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而是互相包含的关系，利中包含着是非，君子争利，就是争利中的是非。比如，国家人民之利，就为“是”，贪官污吏奸商之之利，就是“非”；个人合法权利，就为“是”，不合法之利，就是“非”。维护个人的合法权利，在儒家看来，就是君子维护正义，而不是所谓小人争利。有人说，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不适应竞争的年代，这是误解，儒家不反对竞争，恰恰相反，儒家是非常具有竞争性的学派，只不过它特别注意竞争手段的合乎道德，于是儒家特别着力为竞争制定规则——它反对无规则的争。儒家特别强调程序正义，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种精神，非常现代，非常重要。 鸡毛蒜皮之争，往往出于意气。这样的争，是儒家反对的。孔子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把这种出于一时意气的无原则之争，看成是人的迷惑。孟子把“好勇斗很， 以危父母”（《孟子·离娄下》）看成是五不孝之一。荀子说“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人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荀子·荣辱》） 为什么儒家三巨头都反对这样的意气之争？因为这样的争，没有价值，反而要伤害价值。文明的人，尽量不要卷入意气之争。文明的社会，要尽量减少这样的义气之争。 2、老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现在人似乎觉得中国传统的忍让观太陈腐了。那么何事该争？何时该忍？大家都忍让，坏风气会不会横行霸道？好人会不会永远受气？ 这事不能一般而论，要看情况。原则上的事，事关基本权利的事，不能老是提倡忍让，因为忍让就是让渡权利。一个国家搞得人民习惯性让渡权利，既鼓励了坏人，容易形成恶人得势好人憋屈的社会氛围，更糟糕的是，还可能导致公权力无限膨胀，损害人民利益，不利于建立服务性政府，损害政府形象和党群关系。直言之，人民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在为国家进步做贡献，为改革开放做贡献，就是爱国。而那些鼓吹“爱国”而主张牺牲国民利益的人，其实是在“害国”，因为按照他们的主张建设出来的国家，不能保护人民的权利，人民不会幸福。爱国，就是要把祖国爱成一个人民生活在其中觉得自由而幸福的国家。 中国社会在明清以后，进入非常黑暗的专制时代，面对强大的体制，人们颇感个人的渺小，反抗往往只会加重自己的损失和伤害。于是形成了类似于“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忍字头上一把刀”等等犬儒哲学、奴隶哲学，国民性也因此有了更多的负面的东西，严重地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质，并导致国穷民弱，中国整体上的落后于世界，就是在明代中期开始的，我们要好好反省这种体制的后果，反省这种强大体制对人民自由空间的挤榨所导致的民族悲剧——鸦片战争失败的祸根，可以追溯到明朝的集权体制。 在这样的集权体制下，人民无奈之下的“不争”而忍让，是我们今天要否定的。 但是，另一方面，人在社会中，很多不是事关基本权利的时候，还是要讲退让的，不能事事占强。社会总有竞夺，竞夺总不能以力量为唯一胜算，总不能以一切据为己有为唯一目标，那人类社会就变成丛林，弱肉强食了。所以，人一定要学会“让”。 人类学会“让”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就出现了。 维护自己的权利，是我们的权力。 学会谦让利他，是我们的道德。 四、耻与勇 1、古人说：知耻近乎勇。为什么把耻与勇放在一起？见义勇为需要勇敢，公众场合需要有羞耻之心，这二者是什么关系？ 《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仁、智、勇被传统文化称为“三达德”。喜欢学习不仅是智慧和知识的来源，其实，喜欢学习就是智慧的体现。试想一下，一个人喜欢学习力求上进，另一个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不已经体现出两者在智慧上的差异了么？所以，人们常常说，结局在开始就已经注定。这就是“好学近乎知”。同样，“力行近乎仁”，仁德是力行的结果，但是，一个人在他开始尽力实行道德时，他心中已经有了仁——心中无仁，她就不会尽力践行仁？“知耻近乎勇”，有时候，做，需要勇敢；停，也需要勇敢。把正在做的错误的事停止下来，不仅需要抉择，还需要决断，决断，否定自己，否定过去，就是勇敢。改革开放之初，党否定文革，否定两个凡是，检讨十年浩劫，不就体现出一个政党的勇敢？有所为，是勇敢，有所不为，也是勇敢。为什么有所不为？因为知道有些事可耻的，不能做。 孔子和孟子都特别强调人的“耻感”，都特别斥责“无耻”。孟子说：“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那意思，就是，一个人一旦无耻——简直没有比它更可耻了！孟子接着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耻感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不以不如别人为耻，他怎么会奋起直追，赶上别人呢！可见，在孟子看来，无耻之人，就会失去道德上的自我反省，从而永远甘居下流而不以为耻。所以，耻感，是人改变自己，脱胎换骨，追求上进的前提，也是促使自己进步的内在力量。这就是“知耻”和“勇敢”的内在逻辑联系。 2、羞耻感对于文明社会有多么重要？为什么人们受教育程度高了，羞耻感反而降低了？ 羞耻心是孟子讲到的人之为人所必备的“四心”或“四端”之一，《孟子·告子上》：“羞恶之心，义也。”何为义？义就是“宜”，就是行为的正当性。所以，没有羞耻心的人，是没有正义感没有是非不知好歹的人，是不能正确把握自己约束自己的人；缺少羞耻感的社会，也一定是缺少正义的社会。 我不认为受教育程度高了，羞耻感反而会降低这种说法。古往今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也没有过这种违背基本良知的观点,除了什么“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和张春桥的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等为代表的文革时期的观点、民粹主义观点。 但是，正如你所说，在中国的今天，我们确实看到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甚至某些专家学者的表现，比起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更加的厚颜无耻，其言行更加粗鄙下流。但是，这种奇怪的非正常情况的出现，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而是他们受到了“无耻的教育”——我这里讲的“无耻的教育”，有两个含义：一，没有 “羞耻感”的教育。这种教育只有知识传授和专业技术训练，缺乏诸如孟子“四心”之类的良知教育，在这种教育中，“教育程度”的高低，只在于知识和技术的多少，而无价值观的教育，也就是说，没有关于“羞耻感”的教育；二，更糟糕的是，有些教育本身就是有严重价值观错误甚至是可耻的，就是人称“洗脑”的教育。 五、恕与责： 1、孔子的弟子评价老师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如何掌握宽恕与苛责的尺寸？ 有两个层面值得注意。第一，孔子对人的很多缺点都是宽恕、并提倡大家宽恕的，他唯一不宽恕的，就是对别人的不宽恕。 第二，要分清公德和私德，要分清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要分清知识问题还是价值问题。就是说，公德问题，价值问题，不能含糊，公共生活领域，不能含糊，对违背公德的行为，对在公共生活领域损害公共利益的人和事，对于缺少良知唐突价值的人，必须严肃以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清洁世道，不能维护社会正义。但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对一个人的私德，对于一个人知识上的不足或认知能力上的缺陷，则应该予以最大程度的宽容。 有一次，樊迟陪着孔子散步，问老师如何才能消除心中的恶。孔子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批判自己的错误，不攻击别人的缺点，就是消除内心的恶。（《论语·颜渊》） 可见，孔子把对别人的不宽恕看成是恶。所以，我前面说，孔子宣扬宽恕，践行宽恕，他不宽恕的，就是对他人的不宽恕。 他的另一个学生端木赐子贡喜欢攻击别人。孔子说：“赐啊，你就那么好吗？要叫我呀，可没有闲功夫去指责别人，我努力自己做好还来不及呢。”（《论语·宪问》） 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真的需要适度的宽容，或者最大限度的宽容。 艰难的人生，需要宽容的社会。 脆弱的人性，需要慈悲的情怀。 子张向孔子问怎样才算仁。孔子说：“能在天下做到五点，算是仁了。”子张说：“请问哪五点？”孔子说：“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 这五个字里，都是善待别人的，没有一个字是苛刻待人的。 2、孔子是个好好先生吗？对什么样的人与事又不应该“恕”呢？ 好好先生在孔子看来是“乡愿”，是被孔子斥责为“德之贼”的人。孔子的宽容，如上所述，是私德或私人生活以及知识上的缺陷和不足。另一方面，对于唐突价值、缺乏良知、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孔子在往往疾言厉色，毫不乡愿。就是这个如此“宽容”的孔子，却也是很“苛责”的人。 比如，他斥责三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他斥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方正刚直的孔子。 3、在人与人相处中，孔子也很强调“忠”。它与“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忠” 的定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但问题是，每个人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有相同的欲求，也有不相同的爱好。简单地以为自己想要的别人也一定想要，从而一定让别人要，就是强加于人，是好心而办的坏事。这类情景生活中太多了。 孔门师徒对此是有警惕的。孔子就劝过子贡：“给朋友忠告并好好引导他。但若对方不听，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 （《论语·颜渊》）子游说“对待君主过于殷勤，就会招致侮辱；对待朋友过于殷勤，就会被疏远” （《论语·里仁》），除了对君，对友，对父母，也要适可而止：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 可见，忠，只是相对真理。它是一柄双刃剑。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它还会被坏人利用。坏人假冒对我们“忠” ，来代替我们选择和思想，从而奴役了我们的灵魂。如果说武力的压服和专制是强奸民意，那么，以“忠” 的面目来实现的专制，就是诱奸民意。 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语》中出现两次，我以为，“恕”是孔子最伟大，最人道，最人权的思想。 特别需要指出的，也特别有意思的是，“恕”所包含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念，恰恰是对“忠”的片面性的纠正，是对“忠”有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预防。 六、德与怨： 1、孔子不赞成“以怨报怨”，也不赞成“以德报怨”，而要“以直报怨”。可是生活中有许多““以德报怨”例子不是都把矛盾化解了吗？ 关于如何报怨，有三种选择： 第一，以怨报怨；第二，以德报怨；第三，以直报怨。 我们来看看孔子的回答：“如果你以德报怨，那你拿什么来报德呢？正确的做法是：用公正来对待仇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 首先，我们看，孔子没有说“以怨报怨”。这是必须坚决摒除的选项。理由很简单：以怨报怨时，你将堕落到与你要报复的人同一境界，你将失去报复他的道德优势和正当理由，无正当性的报复不仅无助于建立道德价值，反而是对道德的再一次破坏。 其次，孔子不是说“以德报怨”不可以，他只是认为不应该提倡，不值得作为一个道德命题来讨论。具体到某一个人，针对某一件事和特定的一个人，如果他愿意，他是可以“以德报怨”的，并且能这样做还可能是很可贵的——如你所说，往往还能化解矛盾。 但孔子作为一个伦理学家，他要考虑的是伦理学的秩序与平衡： 假如一个人做了坏事，我们提倡以恩惠来报答他，那么，另外一个人做了好事，我们应该怎样报答他？孔子这个反问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伦理内涵。回答这个反问的答案有两个: 第一，以德报德，第二，以怨报德。 第二个选项显然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就剩下了：以德报德。 结果是：以德报怨，以德报德。 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他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他得到的社会或他人的报答是一样的：德。 这实际上就是打击好人，而怂恿坏人。 一个人做坏事理当受惩罚，付出代价，这样才能让人不敢做坏事； 一个人做了好事理当有好报，这才会鼓励人们做好事。社会就应当形成这样的风气和大环境。 “以德报怨”还会使道德自身很尴尬，道德自身被置于一个或有或亡的危险境地。为什么呢？ 因为，正如上面分析的，“以德报怨”使得一个人，做好事也好，做坏事也好，结果一样——道德约束力没有了。 其次，从道德的角度讲，当道德要求人们对坏人“以德报怨”时，道德首先就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以德报怨”这个命题更糟糕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把“道德”当做奖品，赠送给做坏事的人了。 孔子实际上在提醒我们：道德一旦极端化，不仅会取消自身，甚至会助纣为虐——它使得做坏事不但没有成本，还有报酬。 所以，“以德报怨”，看似“道德”，实际上倒是起了不道德的作用：使不道德的人可以肆无忌惮，不用担心承担什么后果。 可见，提倡“以德报怨”不但不能促进道德，反而要“促退”道德。 所以，孔子提出了“以直报怨”的观点：用公正来对待仇怨。即使是坏人，他也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既不特别宽恕他，更不过分报复他，让他得到他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