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响应着秦孝公的号召，商鞅来到秦国。经过几番面试，终于获得信任，准备推行变法。可是秦国保守势力太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太顽固，要变革，先得造变法的舆论。于是，一场由秦孝公主持的高端辩论会——事实上是一场高层大论战，在孝公的宫廷开幕了。
辩论主要是三个人：主持改革的商鞅，反对改革的秦国权贵代表甘龙、杜挚，支持改革的秦孝公担任裁判。秦孝公既然已经有了立场，商鞅就不算孤独，事实上还占着优势。但是，秦孝公作为裁判，不能帮着他辩论，一对二，商鞅应该还是有些吃力。
        但没想到，这次辩论近乎一边倒，商鞅面对的这两位秦国贵族理论家，看起来阵营豪华，最终却被证明，他们不过是鱼腩队，在商鞅面前，他们溃不成军，被打得满地找牙。
根据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和刘向《新序·善谋上》的记载，在秦孝公致开幕词后，个性躁急而胸有成竹的商鞅首先发言：
        犹犹豫豫的行为不会成名，犹犹豫豫的事业不会成功。您此前定下的变法理念，施行它，不要怀疑，不要顾忌天下人的议论。何况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謷于民。就像俗语说的：“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什么是法？对人民有利的就叫法；什么叫礼？有利于事业的就叫礼。所以，对于圣人来说，只要可以治国，不法其故；只要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看商鞅的这番演讲，圣贤语录、民间俗语、名言警句喷涌而出，平心而论，他还真是一个大演说家，颇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风采。

     我们稍微把他的这番演讲做一番整理，你会觉得他说的真是有理有据：
第一，做事不能犹豫不决，做人不能优柔寡断。
第二，智慧和道德高出常人的人，命中注定要被人非议和污蔑，不必在意。
第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人多不是力量，真理才是力量。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才有力量。
第四；大多数人材质平平，德行一般，智不能料事，德不能担事；眼光不能看得远，胸襟不能容得多。所以，这些人不是我们事业依靠的力量，恰恰是我们需要抵制的阻力。
第五；做小事，可以和众人商量，做大事，只能自己决断。
第六，法也好，礼也好，其本质不在于一些条文和制度，而在于这些条文和制度背后的价值——治国和利民。价值永恒，条文和制度随时可变。
看了他这六层道理，我们还不得不佩服：说得真好。并且，正如商鞅所说，它们来自于“俗话所说”或古人的名言——也就是说，它们是社会事实的总结，是古老智慧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因此，他不仅说得有理，还说得有据，并且他这六层道理，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说得慷慨激昂，富有激情。
在这样的一番裹挟着名言警句的集束轰炸面前，本来就没有道德优势和知识优势的甘龙、杜挚一下子就被炸得晕头转向，只能被动挨打，最后丢盔卸甲，一败涂地。
我们也一样，看到这一番宏论，立即佩服得五体投地，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
商鞅赢了。一场由他设计、由他主导的改革在秦国拉开了序幕。
 
         但是，十九年后，商鞅输了，输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但是——又一个“但是”——我们今天的历史教材和一些学者常常这样告诉我们：虽然商鞅本人失败了，他的政策却在秦国取得了成功，秦国终于灭尽六国，一统天下。
那么，秦国灭了六国，到底是谁“成功”了呢？
六国当然失败了，六国的老百姓从此必须忍受更加残暴的政权，也失败了。
但是，秦国人民赢了吗？他们赢了什么？
结论是：只有嬴氏一姓赢了。
 
不。我们再稍微耐心一点，只要再等十六年——这点时间对于一个朝代来说一点都不长，对于一个已有五百多年立国历史的秦国来说，更是一点都不长。
十六年后，嬴氏也输了。
秦，从秦非子算起，近七百年；从秦襄公算起，有五百多年——几百年的兢兢而强，几百年的发愤图强，几百年的不息自强，几百年的好胜争强，拿强用强——强到最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一统天下，唯我独尊，谁知道最后，竟是瞬间崩溃一败涂地？
这是一个从来不问人民幸福，只追求国家强大能攻，以满足贵族集团无厌贪欲的国家。在他们单一目标追求“强大”的历程中，他们应该听听一个思想家冷峻的声音：兵强则灭，木强则折。（《道德经》76）可惜的是，这样的功利第一工具第一的国家，是不需要思想家的。
一个有数百年历史，有一百多万军队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输给了草根陈胜吴广，输给了半文盲项羽刘邦。还输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秦朝灭亡之后，自汉至清，从陆贾贾谊开始，没有一个有良知的读书人同情歌颂秦朝，没有一个朝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肯定秦朝，甚至，没有一个野心家、暴君敢于公开声明自己效仿秦朝。是的，秦朝，几乎在所有的时间里，被所有的人，毫不留情地抛弃。
结论：商鞅变法，结果是：所有的人都输了。
        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回到原点，来看看，在商鞅振振有词的演说中，在他这满是格言警句的“道理”中，有一个东西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对一般人智力、德行的蔑视，对他们存在的忽视，对他们意见的藐视，对他们权利的漠视，对他们力量的轻视。
也许，商鞅对一般人德行和智力的这些观察和结论，符合某些事实甚至基本符合事实，社会现实在某些程度上也可以印证他所说的话，人类历史的实践和经验也能佐证他的观点，甚至一个从政者按他所说去做，还真的就能“成功”，但是，他忘了一点：对于政治来说，光有事实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价值；对于一个人来说，光有“成功”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仁义。
人类世界，不仅仅是事物的总和，也不仅仅是事实的总和，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价值。
事实，再加上价值，才构成人类世界。否则，就是动物世界。
价值，才决定人类世界的性质。
在人类世界的构成中，抽掉了价值，就没用了意义。这样的世界，不值得我们维护，它也必然崩溃。
是的，我们可以在事实上证明人与人有着地位和相应的影响力、智力和相应的能力、德行和相应的感召力——等等上的千差万别，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在价值上贬低他们，轻忽他们，歧视甚至剥夺他们。地位、智力和德行上的差异不应该也不能导出权利的差异。何况地位、智力和德行的差异往往恰恰是是由于权利不同造成的，是结果不是原因。所有人都有诉求利益的权力，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关心，这才是政治的价值，才是政治家的仁义。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在于：有无价值优先之坚持，有无公平正义之理念，有无一视同仁之关心。
        政治家必须是思想家。思想家的价值就在于他比一般人更为突出和坚持价值。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思考真相，更在于判断是非。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他应该首先考虑价值问题，否则就是小人。小人喻于利——小人只讲得失、成败、利害。商鞅就是小人。
孔孟老庄这样的人，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中脱颖而出，超越商鞅这些“事功”突出的人，获得了后世更多的推崇和关注？
拆穿了说，从事实判断的角度说，孔孟老庄岂能不知在教育不能普及的那个时代，普通的、没有受教育的广大民众在智识上、德行上与精英阶层的巨大落差？他们岂能不知，在政权不能开放的那个时代，普通的、没有政治参与机会得不到从政操练的广大民众在政治能力和政治理想上的懵懂无知？对此，他们默许甚至认可、维持现有的等级秩序（这是历史的不可超越性），但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他们同时认可人在终极意义上是平等的，所有人都是值得关爱和尊重的，他们从来不会鼓吹漠视普通人对幸福的追求，不会轻视普通民众的力量，从来不会鼓吹为了所谓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体的利益，儒家宣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政治良知；道家则宣布：“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这是小民自保。政治而能有此良知，小民而能如此自保，这世界，才是人的世界，而不是地狱！
在商鞅对普通民众的藐视、漠视、歧视里，暗含着他自己未来的命运，暗含着在他的理念下成长壮大的秦国、秦王朝的命运。
是的，他从来不在乎人民的幸福，他只追求国家的强大。抹杀个体以统一意志，残害百姓以成就一姓，他成功了，在他的理念指引之下的秦国，果然强大到灭了六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但是，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商鞅真该听听这样的声音：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道德经》30）而那最初揭竿而起者，正是陈胜吴广及其手下的戍卒，一群被商鞅蔑视、漠视、歧视、无视，看起来任人虐使的小民！
有功利而无道——
这样的大国，真的大吗？
这样的强国，真的强吗？
有幸的是，作为后来人，这些，我们都看到了。
但是，我们真的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