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纠正你一下，你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化20年不准确。正确的说法是31年。因为1987年深圳标志性进行中国第一块土地拍卖。一般把它当作中国房地产起步元年，到今年已31年。”

和董藩的对话，从纠正一个错误的说法开始。尽管包括我在内很多人把1998年27号文当作中国房地产市场化的起点，董藩体现出房地产业研究学者的严谨性。

但在大众眼里，他曾因“极不严谨”的两句话被全民“批判”了多年，据说至今仍有学生写作文批评。

一句是：“北京房价25年后要到80万每平米”，另一句是：“40岁之前没有4000万身价，别说是我的学生”。

迄今，董藩仍坚持并未“妄言”。他解释他用2012年之前25年房价实际涨幅约18.7%，来推算25年后的房价，复合计算得出的均价80万。“现在很多人说当时的预测太保守”。至于4000万，他说实际相当于今天北京两套普通大户型，或一套豪宅的价格。他的学生二十出头，“研究生毕业奋斗十七八年，有两套房产，很正常”。

不论你是否愿意接受董藩的观点，这些年房价始终在涨。事实胜于雄辩。舆论如今也少见房价要大跌的说法，大众接受了房地产价格的坚挺性。但在十多年前，并非如此。

大约在2004年左右，当北京的房价开始较大幅度攀升时，围绕房价的舆论战也喧声鼎沸。易宪容、谢国忠、牛刀坚定看空，影响广泛。任志强、陈淮和董藩是看多派。2005年，易宪容甚至提出，上海房价要降一半，北京房价要降30%。

“那时易宪容的影响力很大，我看了他的观点，觉得他不专业”，董藩说，他决定发声，扭转舆论。他先给新华社下属北京参考写小短文，写了几篇却被相关领导叫停，他心气上来了，继续在网络博客里写，一口气17篇，洋洋洒洒2万余字，被称为“两万言书”一时成为舆论热点，媒体竞相报道，董藩也成为了公众人物。

董藩的观点是否扭转了大众舆论很难说，但在遭遇大众和官方媒体批判多年里他始终坚持了自己的立场：看多楼市。事实证明，他的眼光比许多懂得所谓高深经济理论的经济学者专家更靠谱。

这些年来，他的真实感触是媒体总是传播一两句有争议的话，而普通老百姓不可能通过媒体真正理解他的观点：不要跟房地产市场斗气，要尊重规律，长远看不发生灾难性变化，房价总是会上涨的。

他转而做培训，通过系统的课程传播房地产业发展和房地产投资的规律。他推动了厦门大学EMBA教育中心成立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方向，与厦大老师，带着5届200多位企业界学员学习。通过清华、北大、长江商学院、厦大、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培训平台合作，他为大约9万人次讲了2天和8天的房地产投资课程。 这些人中，既有央企领导，也有普通百姓；既有毕业于海内外博士硕士，也有没系统读过大学的工商界人士；有海外飞回来听课的，也有很多来自偏远地区的。

董藩认为，只有让大众具备房地产投资能力，增加非劳动力的财产性收入，才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这样让我想起任志强说的，房价上涨实际上缩小了贫富差距，因为比如北京二环内很多普通住宅里的老人，因房价大涨而受益。

如果要谈到董藩对中国房地产几十年来发展的贡献，董藩自己认可成绩是，他率先探索了中国房地产学科的搭建，并且几十年持续经营，多年来和同事合作撰写了多套教材。

此外他对房地产制度与政策也有影响。据他介绍，早在1993年他就写了《关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两种思路》，后来通过民革中央党派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建设部，最终影响到按揭贷款的推广。2005年，董藩通过两份内参，上报中央领导，引起重视，影响到当时的宏观调控工作。随后又与同事通过四份内参上报《建议实施货币化梯度补贴政策》等9篇建议，受到中央领导重视，推动了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的出台。

在让董藩点评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历史中三个最有价值的人物时，董藩特别提到了王健林。在他看来，中国商业地产真正的发端和发育来自王健林，从大型综合商业地产的开发，再到异地开发，然后订单模式，之后是文旅地产等等都是王健林创造的，“王健林极富创新精神，也是极其有魄力。”他说。

从一个几十年研究中国房地产业的学者角度，如何评价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呢？

董藩说，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和先导产业，就像那句“要想富、先修路”一样，中国经济要全面发展，必须先发展房地产业。

“真话往往很难听，真相也往往让我们难堪——在国民经济中能同时获得这三中地位评价的，只有房地产业，可以说没有哪种产业比房地产更重要。但是，我非常遗憾，大家对这些，认识是不足的。”

以下是乐居财经和董藩的对话：

乐居财经：作为学者，您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40年？

董藩：我出生在1967年，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还属于计划经济时代。最初几年不记事，没有印象，到后边慢慢自己有些记忆了，今天看，觉得那时候生活太困难。直到后来搞农村改革，才慢慢从家庭角度感受到了这个社会的变化。

1978年11届3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国开始了农村改革。当时中国种人参的唯一一个集体参场就在我们那里，因为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就一起改革，搞了承包制。那个年代一斤好的人参要200多块钱，差的也五六十块钱，和玉米、小麦、高粱这些农作物的价格相比，是上百元和几分钱之间的差别。我们家在那个参场第一年承包的时候，赚了2万多块钱，全村第一。我今天推算，可能是当时全国收入最高的家庭，因为那时城里还没有改革，一般人的月工资也就是三、五十元，估计当时月工资也就不到300元吧。所以我讲课时有时开玩笑说“我也做过富二代”、“我爸爸曾经是中国的首富”。那时我突然间就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实惠。

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引起了我的思考和研究的兴趣。我从农民家庭角度，感觉到中国在变，由贫穷向相对富足转变。后来因为上学的原因，我不断走出去，从农村走向城镇、县城，再走向更大的城市，眼界不断开阔，因此看到了中国的大变化，看到中国最早一批开发区，看到外资企业。读书的过程中，还了解到改革开放这些举措对整个国家的意义。所以，从内心是希望中国继续改革开放。

乐居财经：您认为房地产市场化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和对普通百姓意味着什么？

董藩：房地产是国民经济一个产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同开始了它的市场化进程。跟其它行业相比，但它的市场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比较缓慢的。虽然很缓慢，但我们还是感觉到了大变化。

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城镇人均住宅只有4.5平方米。但解放后，人口在增加，国家房屋建设却处在相对停滞状态，所以住房越来越紧张，到1979年下降到人均3.6平米，1984年才恢复到4.4平米，还不到解放初期的水平。到了1997年人均好像才9.2平米，这是靠大规模开发才增加到了这个水平。

1998年后，因为要应对金融危机，房地产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强调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发展，大规模地推广按揭，大规模地对开发商贷款，供给和需求两端均被注入强劲动力。

从那个时候开始，全社会人均住房面积每年提高1平方米左右。中国整个经济增长也主要是靠房地产来拉动。

房地产业的影响有多大？在国民经济当中它第一是支柱产业，这个判定强调对GDP的贡献，对税收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第二它是主导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它是最主要的发力者；后来我还给它加了一个地位，叫先导产业。就是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任何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房地产业，要以房地产业的先行发展为前提。

国民经济有两个典型的先导产业，一个是交通，一个是房地产。要想富先修路，由此看得出交通条件对生产组织的影响；房地产这个行业的先导地位大家都没认识到，比如今天一些新兴产业要大发展，没有写字楼不行，需要基本办公条件；发展商业要有房地产业先提供生产经营环境——除了农业和在大街上擦皮鞋、卖水果、修自行车这些最低级的服务活动，其他稍微高级一点的产业，都需提供办公经营场所。所以没有房地产业的发展做前提，其他行业是没有办法发展的。

真话往往很难听，真相也往往让我们难堪——在国民经济中能同时获得这三中地位评价的，只有房地产业，可以说没有哪种产业比房地产更重要。但是，我非常遗憾，大家对这些，认识是不足的。

房地产业具有的这三大基础性的地位，决定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太大了。1998年后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凡是经济发展速度特别快的年份，基本上都可以说房地产也都在大发展，这个行业贡献很大。凡是房地产业受打压的时候，国民经济就呈现出整体衰退，因为房地产业关联着建筑、钢铁、水泥、玻璃、电解铝等众多行业。仅仅从建材来看，房地产建造过程中就涉及大小近1万种建材商品。

房地产这个行业深刻地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它实实在在地改善了大家的居住条件，这个不要多说。从全社会来讲，房地产业也是老百姓都富裕起来，家庭财富当中60%-70%体现为房产的价值。我自己觉得北京、上海的普通家庭，90%的财产都表现为房产。

国外大部分城市也应该占到七成左右。所以我们在买房的时候有压力，因为它是最主要的一个价值载体，工作几年你就能买房子，这个确实是不容易的事。对普通人来讲，它就是一个要用终生去支付的商品，要连续几十年还贷。

乐居财经：您是如何走上房地产研究道路的？

董藩：当年我在东北财经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报考专业叫投资管理，顾名思义，就是管钱、管项目。那时候中国正处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计划向市场慢慢过渡阶段，政府、事业单位、公有企业，盖大楼，修地铁，修高速，主要还是靠政府投资。后来慢慢地一些民营投资主体出现，民间房地产开发也有了，虽然还比较少见。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建了中国最早的房地产专业。1993年我们招了第一届学生。但是因为国家专业目录里没有房地产这个专业，我们就按通常做法，叫“房地产投资管理专门化”。从课程设置上，开发肯定是最主要的，还包括代理、估价、房地产金融、市场信息服务、法律人才培养等。

我做了几年，觉得我的专业理论基础比较薄弱。所以我又专门去教了几年西方经济学，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关注房地产学科，所以1997——1998年，我组织很多青年学者，主编了一套十几本房地产教材。

那算是中国算是最早的房地产系列教材之一。此后我就一直往这个方向走，后来我换了学校，没有这个专业了，但我对这个学科的研究和搭建，一直在探索。我们出了好多套教材，合在一起有五、六十本：我们试图回答中国应该怎么搞房地产教育，西方怎么搞的，我们有哪些特殊地方，从学科设置上应该开设哪些课程。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说我算是中国房地产学科最主要的搭建者之一，就是因为我一直有意识地做这些。后来又有一次学科调整，又把这个专业给改成工程管理，其实工程管理跟房地产不是一码事。但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中，有些房地产的课程，所以很多人实际上是学着我们的教材成长的。

乐居财经：是什么机缘让您成名的，您又如何成为被攻击对象的？

董藩：我成名较早，学生时代就曾被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广泛报道，但与房地产无关。

2004年，我调到北师大我重新确定专业方向，为了我的学生能找到好工作，我把房地产按照学科去搞。学校有土地资源管理专业，我就把这个专业做了改造，使它偏向房地产内容。

当时房地产问题也很热，那时易宪容是非常有舆论影响的人物。但从我内心觉得他很不专业。我又看了很多人对房地产的评价，感觉专业度也很差。他们可能不学这个专业，因为房地产问题很热，容易出名，所以都来插嘴。房地产恰恰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我觉得他们可能都忽略了，或者根本不知道，所以讲的都不对。

于是我就决定来引导这个舆论。当时我看哪个报纸有这样的小栏目，我就想给他投稿，讲一些观点，怎样认识价格高，怎样认识需求等。当时《参考消息》旗有一个《北京参考》，它有一个房地产栏目，我就跟他们联系。他们很高兴。但是我要保证他们答应连载，这样我的观点成体系。他们说不了解我，让我先写几篇给他们看看。

我就写了四、五篇小块文章，他们一看，说很棒，于是就开始连载。登到第五篇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好像央视有一个重要领导，跟他们新华社说你们发表的那个董藩的文章，观点不符合中央的调控精神。于是就把连载叫停了。  

我主要的观点是“较高的房价是中国特色”，基于当时的条件，房价一定是越来越高。我大略讲了供给是怎么回事，需求是怎么回事。反对我的领导觉得，你怎么能说房价会越来越高？这不符合大众愿望，也与中央的调控精神相矛盾。我当时写作的劲头儿已经调动起来了。于是我决定写完，贴网上。本来想一篇写1000字左右，写20篇，结果写到第17篇的时候，有些疲倦了，写不下去了。

我就把它们合在一起，题目给改了一下，叫《关于房地产业的17个观点与两万言书》。这篇文章，焦点房地产网贴出来，虽然今天看内容已经很普通了，大家都接受了这些观点，但当时来看很新颖、很震惊、很轰动。

当时建设部的人也都在看我这篇文章。老部长杨慎看到我的文章，非常激动，带着几个人直接到了北师大，找到我，跟我讨论。当时的建设部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小型谈论会，让我去讲一下。我记得陈主任见面首先对我说的话是“你这篇文章，是迄今为止，对市场问题说的最好的一篇”。企业界的人也都在看这篇“横空出世”的文章。

王石以前不认识我，看到我这文章，特意派两个人来北京看我。一个是当时万科集团办公室主任朱保全，一个他当时《万科周刊》的主编韦业宁，他们代表万科到北京很认真地跟我交流，然后把我文章在他们刊物上发表，好像发了两期。

这篇网络文章奠定了我在房地产舆论领域的影响力。随后清华、北大、长江等各种培训班，好像发现了一个人才，可以给他们讲房地产课程了，就开始找我，媒体也经常找我参加各种活动。应该说我从书斋走向大众、走向舆论，这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那是2005年，接下来对我的攻击就开始多了。可以说多到数不胜数，来自媒体的攻击最猛。《人民日报》好像单独发文章批驳我四次。我觉得房价上涨有它的道理，很多人的认识其实都是情绪化的。因为媒体人大部分人学中文、新闻、历史、哲学的，他们一个月挣几千块钱，你说房价还能涨，那怎么能接受？大家都不接受！我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回应人民日报的文章，讲关于房价上涨的逻辑。那时候就说按照这个涨幅，现在下去25年后北京会到80万每平米、全国平均会到9万每平米，为啥？理由很多，比如货币政策放松导致不断的贬值，然后各种原因导致人口不断往中心城市聚集，等等，但大家很反感这些专业的说法，不接受。

乐居财经：对于此前您的北京房价会到80万每平米的说法，您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董藩：现在很多人对我说：你当时的预测太保守了。因为那是2012年末的预测，我的是此前25年的房价上涨数据，去简单推算这个涨幅的。那之前我们推算北京的实际涨幅是平均每年18.7%。我说不用达到这个幅度，你算一算，五年翻一番，那再来一个25年，会到什么地步。但是均价80万这个数字很刺激，大家总是忘了它是25年后的数据，而且它是一个复合增长率。我说按照这个涨幅25年之后会到，大家按照眼前的收入等数据去想，就觉得是不可能的。

后来我被逼无奈，写了一篇长文章，就讲房价上涨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其实工资收入对他的推动作用从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越来越低的，更大的推动力量表现为一种财产性的收入。比如，你有一套房子，你现在收入不高，每个月就2万块钱。但你的房子现在值1000万，这套房子可能几乎没有什么贷款，你把它一卖，你就可以做首付，再买它2000万甚至3000万的房子。你并不是靠自己的工资收入帮你增加了1000万的购买力。

中国的收入也比较复杂，有各种情况影响对真实情况的判断。你看他可能觉得他是很穷，但他房子值钱。他自己收入低，可能过去分过公房，房改后升值很大。或者他在本职工作之外有很多兼职性收入。你再看中国经济，政府也没办法，被逼无奈要放水。这个说起来就复杂了，总之房价在严厉打压下，仍存在上涨的压力。如果没有限购、限贷、限价、驱赶外来人口、疏散城市功能等严厉措施，北京均价早就十万以上了。如果5年翻一番，十五年可能就距离80万不远了。

乐居财经：您2011年提出“40岁之前没有4000万身价，别说是您的学生”，您现在还坚持这种说法吗？

董藩：你只要从事这个行业，4000万身家没多少。我的学生都是二十几岁，是吧？到了40岁的时候，那是十七八年以后了。

实际上，今天你说4000万算个什么财富状态？4000万在北京，就是两套普通大户型房子或一套豪宅的总价。

研究生毕业之后，努力十七、八年，他名下有两套房子，很正常吧？那时两套普通房子的价格，可能远超4000万。其实这句话当时就是鼓励他们，就像说“你要没考一百分，你别来见我”是一样的。我当时是这样说的：“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培养其财富意识是我工作内容之一，当然前提是合理合法致富。自己富了意味着创造了很多GDP、税收、就业岗位，社会贡献大，也帮助了低收入者，并避免自己、家属及亲属成为社会负担。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这段话其实没有毛病，但是全社会到今天还是在议论，连中学生写作文都批判了好多年，现在还有人写……

从媒体上来讲，特别是传统媒体，从业者都是学文史哲的，文史哲从学科角度他也往往注重培养学生的公平意识。比如学中文，我们学那些文学作品往往带有阶级性，强调替穷人说话；又比如哲学，老强调公平；历史书上讲的也全是农民起义，强调均贫富。所以那些记者、编辑自然而然就不接受我的观点，而且他会把我们所说的十七、八年之后的4000万等同于现在生活中的4000万。

他会想：凭啥你的学生就应该有4000万，而我们却在受穷？所以这里头有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财富意识和财富观的问题。中国人人都想富裕，但在自己还不富有的时候，看别人富了还是很难接受的，就是嫉妒或者仇富。

后来，我一直在摸索整个中国财富的增长、财富的安全、财富的传承究竟怎么搞，这些对老百姓是有用的，但是我发现给老百姓讲不明白这些道理，因为通过媒体传播出去的都是一、两句有争议的话。于是我说谁愿意学？我们给大家开班讲，于是有了对老百姓这种系统的培训，主要是从我的粉丝开始的。

而且我们一直认为，要缩小贫富差距，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是让老百姓提升它的投资意识和投资能力。普通老百姓都懂投资，那他就摆脱了只靠劳动力创造收入这种状态。他和富人阶层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

乐居财经：除了率先探索中国房地产学科的搭建外，您对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贡献还有哪些？

董藩：我从事房地产专业教学和科研近30多年，算是中国房地产学科的主要搭建者和带头人之一吧。我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学的专业与此有关，后来我决定无论在哪个学科从事教学，都不能放弃房地产这个研究领域。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土地利用土地管理土地市场运行——侧重于制度、政策和发展模式的考察》，1997年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后，获得了辽宁省第六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这对我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算是不小的鼓励。2000-2001年我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13本房地产教材。2004-2005年，我又主编了这套教材的修订版，即第二版；2009年，我在清华大学出版社主编出版了一套14本《物业管理系列教材》；2006年我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主编出版了一套6本“房地产基本知识问答”丛书；2009年，在北师大出版社主编出版了《土地资源管理》6本一系列教材；2012年，我和我的博士后康耀江在清华大学出版社主编出版了一套14本房地产系列教材，2017年开始修订第二版。

2007年我在韩国艺一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不动产概况》（韩文），介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2017我在鹭江出版社出版了《房地产的逻辑》、《房地产的解释》两本著作。我有的教材还被评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国房地产领域很多人上大学、工作后参加培训用的是我们的教材，这一点我很骄傲。

与教学、科研工作紧密联系的是人才的培养。除了给本科生上课、作报告以外，这么多年来，我在我现在的学校带出了十几位博士、博士后，上百位学术性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作为顾问和导师，推动厦门大学EMBA教育中心成立了房地产开发与管理方向，与戴亦一等很多厦大老师一起，带着5届200多位企业界学员学习，成就喜人。

我还在东北大学、华南理工、青岛大学等带过硕士研究生。另外，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是，我通过清华、北大、长江商学院、厦大、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培训平台和我们与培训机构合作，为大约9万人次讲了大约2天和8天的房地产投资课程，我又带了两批200多人，系统学习了一年的工商管理与投资前沿课程。这些人中，既有大央企的领导，也有普通百姓；既有毕业于海内外著名高校的博士、硕士，也有没系统读过大学的工商界人士；既有海外飞回来听课的，也有很多来自偏远地区的。有这么广泛的分布，我很高兴。我的目的就是与每一个对房地产感兴趣的人一起成长。

此外，对房地产制度与政策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很多人不知道，影响到千家万户的按揭贷款制度，上升的国家政策方面，最早起源于我在1993年《关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两种思路》，后来通过民革中央党派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建设部，最终影响到按揭贷款的推广（此前深圳民间有萌芽，但没有什么影响）。

2005年，我又通过两份主要内参，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三篇文章，送副部级以上领导参阅。这三篇文章引起时任中央领导重视，影响到了当时的宏观调控工作。随后我通过三份重要内参提交《我国房地产业调控成效及对策建议》，上报国家领导人及主管部门，陈述自己的调控意见；随后我与同事又通过四份内参上报《建议实施货币化梯度补贴政策》等9篇建议，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推动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文)的出台。这方面我还做了很多工作。我在献计献策、影响国家战略与政策制定方面，曾做过很多事情，作为学者，我很骄傲。

乐居财经：请谈谈改革开放40年来，您心中认可的对房地产市场最有影响的三个人物。

董藩：对中国房地产业做出过贡献的人物很多，都让我佩服。有的我认识，有的没接触过。从开发商身份来讲，影响最大的应是王健林。中国真正的商业地产的发端、发育就是从他和万达开始的。王健林的贡献是等方面的，有三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以前就没人就没有从房地产领域做分工，专门去盖商厦，大规模的商业化开发是从他开始的。第二，异地开发也是他带来的，过去的房地产业就是当地公司当地做，我们讲房地产市场时都讲到“区域化”是基本特点。今天没有人这样讲了。传说他当时跟主政大连的某领导关系不是很好，在大连拿不到地，所以北上长春、沈阳异地开发；第三，商业地产的订单模式是他发明的，这个创新太厉害了。

过去我们是盖了商业综合体再卖，卖出去卖不出去根本就不知道，你卖给人家，人家也常说用着不合适，万达反过来，开发之前事先招商，先考虑到客户需求，在设计当中充分满足。这种经营的创新或产品的创新，没有人比得了王健林。

此外，商业综合体的设计规范、大量技术应用在商业地产里的应用都是万达的贡献。另外他对其他行业的影响也很大，例如万达影视、万达院线对整个文化产业影响很大。王健林这个人极富创新精神，也是极其有魄力，不管舆论现在怎样评价他，内部人都承认他的这些贡献。

再一个就是任志强。任志强对房地产甚至整个社会舆论的影响，地产界没人比得了。对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我觉得跟我差不多。任志强在开发商领域的舆论影响力，真没人能比得了。这个人绝顶聪明，又爱说爱讲，其观点被广泛传播。他是一个复合型的人物，影响力是多方面的。他是红二代，是企业家，还是政协委员和舆论大v，对民营资产或是民营企业经营权的保护有很多呼吁，他还热心做公益。中国很需要任志强这样的人物，可惜只有一个。

如果说对行业贡献，再往下说是王石。万科和王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住宅产业上。他确实对行业影响非常大。虽然后边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可以用群星灿烂来说，但是如果从房地产行业符号人物这一层次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三个人是要排在前面，其他人的影响力稍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