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苏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万里文选》。他时常会拿起来翻看，不仅是为了寻找过往的经历，也是在领悟曾经的老领导万里的思想。

“以前万里同志的一些讲话，现在体会起来还是受益匪浅。当秘书的时候很忙，没有那么多时间体会领导的讲话，现在结合社会现实以及工作实际，感觉他老人家的讲话还是相当受用的。”孟晓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7月15日，全国人大原委员长万里逝世。孟晓苏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我今天在北京医院陪万里同志走完人生，上午习近平和其他全体常委同志都来看望，万里同志于中午12点55分逝世，盼功勋卓著的老领导一路走好。”

上世纪80年代，孟晓苏曾经身处中南海，担任万里的秘书长达8年，见证了那个风云年代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其后，他在1992年开始到中房集团任职，从此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历任中房集团总经理、董事长。如今，孟晓苏依然担任中房集团理事长。在中房任职期间，他不断推进住房制度改革，专业思想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房地产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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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期间在圆明园。图|受访者提供

　　汽车厂工人进了北大

孟晓苏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文革的爆发阻断了孟晓苏的学业，他在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成为一名汽车工人。

一直到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当时，孟晓苏本人并未想过再回学校读书，“是工厂的教育科科长帮我报了名。”

1977年，孟晓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我当时还犹豫着报不报名。那个时候我已经28岁了，觉得这个年龄已经是上限，信心不足，害怕考不上丢人。况且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工厂当上了干部。”孟晓苏回忆说。

其实，孟晓苏的才华早有展露。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时，他就已经是《北京日报》的通讯员，也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头版发表过许多报道，大多是反映工人生产与生活的内容，在工厂中小有名气。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教育科长主动替他报考了新闻专业，“孟晓苏不读大学就可惜了。”

那是一场被孟晓苏称为“慌乱之中的考试”。考试时间紧，他并没来得及充分准备，“没想到还能合格，结果真的考上了!”

当时的作文考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孟晓苏把在工厂的十年实践浓缩为一年，主题落在工厂一年如何进行技术改造、最终取得成功的过程。

在主要报刊发表过文章的经历也为他加分不少。于是，浑身工人气质的孟晓苏跨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那一天，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师傅们开着吉普车送孟晓苏去学校报到。“开着吉普车算是工友们的一番情意，但是这件事在北大引起了一些轰动，因为当时的汽车很少。后来，大家都说，汽车工人孟晓苏是坐着汽车来上学的。”

那一届的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有两个班，孟晓苏当时的同学如今大多已是媒体圈的知名人物。谈到这里，孟晓苏笑言，自己是“不务正业，干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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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晓苏（右一）与万里、边涛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我们那代人注定是要创新的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中国迎来一个新时代，理论探索的浓厚气氛延展到了校园里。那时，孟晓苏和同学们也非常热衷于讨论国家大事，每每对政治议题和理论思潮展开热烈讨论。

有一次听广播，节目里在谈论如何看待中国有些地方农民成批外出讨饭的现象，一位主持人说，“要知道一些地方的中国农民本来就有要饭的传统。”孟晓苏和同学们都觉得这个解释十分可笑。后来他注意到，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干部大会上说，“谁说农民有要饭的传统?谁吃饱了饭还要去要饭?还不是因为农村经济没有搞好!”此后，万里率先在全国推动了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对于同样一个问题，大学生的感受和国家推动改革的领导人是一样的。”孟晓苏感慨地说。不过，他不曾想到，自己会有一天追随这位领导人，担任他的秘书。

北大求学时光给孟晓苏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

1981年3月20日，在男排世界杯预选赛上，中国男排对阵韩国队，受到全国人民高度关注。当中国队险胜韩国队时，北大校园顿时沸腾了。年轻的学子们敲盆打碗庆祝，甚至有人打碎玻璃，把扫帚点燃当作火把，到五四广场上游行庆祝。当时，孟晓苏和法律系学生李克强也在游行队伍里。“那天，大学生提出不少口号，清华学生喊出的是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北大学生喊出的是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孟晓苏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这些口号很快传遍社会。

那时，孟晓苏是北大校学生会文化部部长，李克强则是校学生会常代会主席。常代会是学生会自主设立的一个监督机构。他们认为，作为学生干部，他们不能沾染社会上的坏风气，于是约定一是不能搞终身制，二是必须有自我监督。

而且，他们还认为，如果以学生会干部的身份干到毕业，那就等于搞终身制。因此，在大三那一年，他们决定集体辞职。

“当时的学生很有思想，不把旧有的一套规定放在眼里。我们那代人认为，自己注定是要创新的。”孟晓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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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陪同万里视察青岛海洋所。图|受访者提供

　　到中南海

1982年，孟晓苏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中宣部新闻局。他在中宣部的主要工作是把握报纸的政治导向，虽然当时中央大力提倡思想解放，但报刊却要沿用传统的思维标准。

有一次，中宣部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孟晓苏在会上讲了一番对工作的看法，包括不能充分发挥青年人的聪明才智、思想不够解放等。他还明确表示，自己要到改革一线去。当时，听了孟晓苏的一席话，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对他另眼相看，“认为我的批评颇有道理”。

在中宣部工作一年多之后，孟晓苏被挑选到中南海，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秘书。而这当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孟晓苏的父亲是解放战争中的老战士，但他的祖父却是国民党将军，根据当时要“查三代”的政审要求，孟晓苏并不符合进入中央办公厅的条件。但是，时任中办主任的胡启立以开放心态招贤纳才，最终让他过了关。

“胡启立为我说了话，他说，这样的干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感情。就这样，他把我的劣势变成了优势。”孟晓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后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点名要孟晓苏来给他做秘书。于是，1983年5月，在中办工作的第二年，他被正式调到了万里身边担任秘书。

“我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去的。”孟晓苏说，早在万里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时候，孟晓苏就认识万家的孩子，他们曾在同一家工厂里当工人。

孟晓苏读大学期间，父亲患癌症去世。孟晓苏和万家的孩子们差不多大，所以他一直把万里视为父亲。万里和夫人也对他视如己出，关爱着他的成长。

孟晓苏逻辑清晰，记忆力过人。在谈话中，他能将年代久远的细节描述得生动详实。孟晓苏说，这源于他在担任万里秘书期间养成的习惯。“万里同志讲话不用稿子，有些重要讲话他自己想好之后在纸上写两三行字，别人都看不懂写的什么，但是他可以讲上一个多小时。”

万里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孟晓苏曾去看望他。孟晓苏对老领导说，“您不需要再多讲话，您的丰功伟绩已经铭刻史册了。”万里听后哈哈大笑。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退休后还能再继续发表意见，总怕自己被人淡忘，但万里的功绩足以让人们记住，他和那一代领导人所开创的改革事业已成为不可逆的历史潮流，他不需要再多说什么。”说到这里，孟晓苏的语气中透出淡淡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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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李克强（右）与孟晓苏（左）、陶景洲。图|受访者提供

　　市场经济观点被痛批

1988年，在万里的支持下，孟晓苏再次回到北大。这一次，他投到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门下，攻读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他的同门师弟还有当今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硕士毕业后，他和李克强一道继续攻读厉以宁的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年代，新事物很多，也经常遇到一些新的理论问题，我们都感到需要系统的理论学习与深造。”孟晓苏回忆说，“万里同志推动的农村承包制改革，实际上涉及产权理论。”

接着，农村承包制度延展至城市，被称为“包字进城”。首钢和二汽开展承包制试点后，大大解放了生产力，首钢效益猛增，纳税额一度达到当时北京财政的25%。

“有人认为万里的观点只限于承包制，不是股份制，其实并不是这样。从承包制转向股份制，万里同志当年早有预期。”孟晓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88年，万里已经到全国人大任职，而当时厉以宁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万里吩咐孟晓苏说，厉以宁是股份制的大家，要孟晓苏好好向厉以宁学习。

早在中共十二大会议上，就已经提出市场经济的框架，此后，关于市场经济的讨论此起彼伏。孟晓苏回忆说，“这些改革开放的领导人早在8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思路，要坚定地走出原先的计划经济体制。”

孟晓苏在硕士论文中记载了这段历史：“起点模式”是一种不规范的计划经济，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形不成前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体制;随后进入了一种叫双轨并行的“过渡模式”，而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要走向市场经济。这就是他所表述的“起点模式-过渡模式-目标模式”。这篇硕士论文以高分通过后刊登在专业刊物上，但发表后，却遭到《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的批判。

《求是》的《真理的追求》专刊在头版发表文章《当前改革问题之我见》，痛批孟晓苏论文中所提出的市场经济改革观点，认为“这分明是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要“复辟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此外，孟晓苏的另一个观点，“改革进入到了没有多少石头可摸的深水区”，也被人批判为“分明是要陷改革于灭顶之灾”。

1991年9月2号，《人民日报》摘发了批判者的观点。

不过，到了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为改革开放大业定了调，一切纷扰暂时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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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晓苏。图|受访者提供

　　做企业可能是更好的选项

等孟晓苏和同学的论文集结出版的时候，为了稳妥起见，“懂政治”的导师厉以宁大幅修改了孟晓苏和李源潮的论文，将有关“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等容易引起争议的内容全部去掉。最终出版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其观点已经不如原来的犀利。李克强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农村工业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前瞻性太强，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

在担任万里秘书8年之后，孟晓苏离开中南海，调任国家商检局副局长。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到第二年的时候，国务院领导找他谈话，表示有意让他升任正职，但孟晓苏提出，想到企业去。

“当时我想直接去经济建设一线，到企业工作。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形成全党共识，我挨批判的事也过去了，但考虑到这以后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像80年代时那样了，做企业对我来说可能是更好的选项。”孟晓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着，他又淡淡地补了一句：“人年轻时都比较孤傲，狂妄。”

1992年底，孟晓苏如愿调往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到中房集团后不久，他就提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建议。

“我在中房集团时，借助它当时全国第一的产业地位，提出了把住房建设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建议，没想到被国务院采纳了。紧接着就在国家体改委、建设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参与下，组织起课题组研究新的增长点课题，策划起房改方案。”孟晓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孟晓苏在房改方案中提出“住房双轨并行”的概念。其基本内容是，政府要建设廉租房，市场要提供商品房;以商品房为主，把福利性分配转向商品房供应，主要向低收入家庭供应廉租房。

最早的房改方案中并没有提到“经济适用房”，这一概念是在房改出台时加进去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房改，并使得房改中各地居民在买房时有一个标准价。

“这对推动房改有一定作用。当时经济适用房并没有限定只能卖给低收入家庭，原因是房改初期，我们摸不准老百姓会不会买房子。那时，光是启动居民购房就用了很大力量。当老百姓普遍买房的时候，才赶紧把这些保障型住房恢复给低收入的人群购买。但是廉租房的问题，主管部门却是连续九年忘记了建设。”孟晓苏说。

孟晓苏认为，他的双轨制房改方案提得很明确。所以，日后有媒体问他，如果倒退到多年前，重新改方案的话他会怎么改时，他的态度相当坚定：“一字不用改，因为房改方案一个字都没有错。”

房改方案中还提出了几种金融产品，包括住房抵押贷款，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住房公积金，国家住房银行等。前几种很快施行，但唯独“国家住房银行”因为没有得到足够支持而没能实现。

“当时我们在房改方案中是积极推动的，方案中提出的 成立国家住房银行 等内容是借鉴了许多国家的经验，我们国家也需要有这样的金融机构。当时建设部是很积极的，只是几大银行没有应承。设立国家住房银行，需要把他们的房地产部和公积金存款划出去，注入新银行之中，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是不太愿意的。所以造成了中国没有如美国的房利美、房地美，日本的住房金融公库，韩国、巴西等国的国家住房银行那样，为中低收入者服务的住房银行。”孟晓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全国住房公积金归集额已达4万多亿，完善低收入者住房保障体系已成为国家目标，设立国家住房银行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

作为房地产业的改革先锋，孟晓苏获得了“中国房地产之父”的称号。他说，自己的改革意识和胆量，深受老领导万里的影响。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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