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前，中国哲人梁启超先生曾总结过，中国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之中国”，即从黄帝时代到秦始皇，这大致上也是世界其他古文明存在的时间，但限于当时条件的制约，中国与其他古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第二阶段是“亚洲之中国”，从秦始皇到18世纪，中国与外部有交流，有矛盾，有征战，也有融合，但这一切基本上局限于亚洲大地，亚洲主要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大都属于这个时代。第三阶段是“世界之中国”，也就是19世纪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国门，从此饱受战乱、国无宁日。

　　当然，梁启超之后的世界也变了，中国也变了。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看，西方唯我独尊、损人利己、“零和游戏”的思维方式迄今也没有大的改变：西方主要国家还会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一切使许多国家和地区陷入了动荡战乱，导致生灵涂炭。

　　同时，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短短一个甲子，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之中国”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长达一个世纪的中国被西方列强任意欺辱的历史，后一部分是经过上千万人的流血牺牲，中国真正获得民族独立后，开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主动开放国门，与世界进行大规模良性互动的历史，中国也因此而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这正好印证了的名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今天的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最大的贸易国、有着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全面上升。尽管中国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全面复兴之路。

　　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的发展具有了多重的意义。我也可以借用梁启超先生的“三种中国”的概念来描述今天的中国：中国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正同时演绎着“三种中国”的身份，今天的中国既是“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也是“世界之中国”。

　　“中国之中国”意味着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什么路，我们往哪里去。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即一个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崛起，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在很多方面都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未来也还是自成体系的。它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它愿意借鉴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特性，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人类和世界未来的发展。

　　“亚洲之中国”意味着，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认识到自己是亚洲的一部分，认识到自己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化文明长期交流互鉴的历史。作为人类主要文明的发源地，作为世界经济最充满活力的地区，中国与其他亚洲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像亚洲国家历史上在丝绸之路所做的那样，也许可以引导人类文明走出西方文明唯我独尊、“零和游戏”的困境。

　　“世界之中国”意味着中国的命运已经和整个世界的命运息息相连，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会随着自己的进一步崛起而越来越大。世界由不同的文明组成，文明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这种力量走向分歧对抗，那将是人类的灾难，同样，如果它能够拥抱合作共赢，那就是人类的希望。我们亚洲国家应该携起手来，发扬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的精神，让人类的希望战胜人类的灾难，而“世界之中国”将是这种努力的中间力量。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地主持公道正义，更多地拒绝“零和游戏”，更多地推动世界不同文明的合作、共赢、和平、繁荣，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的伟大历史传承，不仅可以继续造福于中国，也可以为世界范围内避免不同文明的冲突提供有益的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