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成：总的来看经济增速过高会恶化经济结构，这是我们常说的。增速太低也会恶化经济结构。经济增速过高难以持续，经济增速太低也难以持续，因此要保持一定的适度的经济增速。现在我们提出稳增长，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并非是说简单的放松宏观调控政策，也不是重返高增长，也不是再次回归到GDP崇拜或者GDP的追求。而是在新的形势下，向各级政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就是要把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控物价、抓改革、惠民生相结合，努力实现和谐发展的主线。经济增长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太低，多少为宜呢？这个问题学术界大家共同关注和讨论，也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我提出一个角度，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多少为宜涉及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把握问题。有学者前一段正确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增长，现在进入到潜在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在2013年至2017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由10%的高速降到6%、7%的中速，明显下移一个大台阶。我个人认为，问题是潜在经济增长的下移是突变过程，4个百分点忽然下来了，是突变过程还是渐进过程，这是需要讨论的。国际经验来看，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表现为不同情况。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潜在增长率下移比较明显，二战以来下移的比较明显，比如日本。有的国家表现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比如韩国。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可能重新上移。比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每个时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究竟是多少，很难给出精确的测算，可以测算，测算方法也很多，但是哪种很精确是很难把握的。宏观调控的具体实践中，往往成为了经验的把握问题。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过程中，如果现实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的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振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个人)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为避免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振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由高速，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来的10%，先降到中高速8%以上或者10%以下。前一段也有人提出了次高速。然后再降到中速，经过一个中高速阶段，然后再落到中速7%-9%。然后再落到中低速6%-8%，再落到低速5%以下，是有台阶的，不是高台跳水。这样最好是分阶段的下移。现实经济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主观意志平稳的下台阶，但是我们可以尽可能的把握经济增速的平稳下落。特别是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比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都有逐步推移的过程，我们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在潜在经济率下移的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不一定要直线下落，也就是说并不一定是一年比一年低，年度间仍然有高低波动。

苗实：刘先生的主张，是学界的主流声音，我基本赞同。也就是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迟早要回落，甚至已经到了增速换挡期。毕竟，这么长时间高速增长，累积的问题很多，需要下一个台阶去逐一解决。譬如，经济体制的扭曲，增长模式的低效，分配关系的恶化，产业结构的畸形，等等。过去，在GDP主义的推动下，一切为了保八，腾不出空间，或者来不及去深化改革，落实突破“两个根本性转变”，进而理顺分配关系，优化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运行在一个更高效率更高质量更加和谐的道路上。现在，一方面内外需不足，一方面劳动力和资源的价格上升，经济增速回落既有其内在要求，又有其外部条件，更有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增速如何降，降多少，需要多长时间，分几个阶段，等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当然，刘先生文中也说了，逐渐逐级，分阶段，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慢慢下。而且，必要的时候，通过宏观调控来帮衬一下。不然，一下子高台跳水，容易出乱子。著名经济学家白永秀教授指出，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结合国外经济增长速度的经验，我们把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概括为四种类型，改革初的超高速增长（GDP增长率≥9%）；目前的相对高速增长（ 6%≤GDP增长率＜9%）；经济成熟期的正常增长（ 3%≤GDP增长率＜6% ）；经济成熟期的低速增长（1≤GDP增长率＜ 3%）。可以说，白教授的研究与刘先生的见解大体吻合，是一个值得参考的分析。老子有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至于我们长期累积的棘手问题，需要从细处易处着眼，逐渐分化瓦解，对症下药，抓紧解决。

张卓元：根据世界银行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史的研究，一个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后，如果继续延续粗放扩张，追求经济增速，不更新发展思路和战略，不协调好经济增长和保护自然环境关系，不改善居民的收入分配结构，让老百姓分享发展的成果，就容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跨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从2003年就提出要科学发展，又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些都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确选择。要实现科学发展，切实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长增速，主要精力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促进经济增长由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向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真正做到这三个转变就要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逐步进入次高增速或者中高增速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回调是同经济转型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为经济转型创造比较良好的环境。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有两个目标，一个是要克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一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这两个目标是相互促进的，克服重大经济比例失调包括基本收入差距扩大是转方式的必要前提。转方式能够有力促进经济实现再平衡。我们要为这两者之间做到良性互动而不懈努力。

苗实：世行的研究很好，对我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首先要把“两个根本性转变”落到实处，让新体制释放经济活力，让新发展模式诱发经济增长点。其次，改善分配结构，让基尼系数逐渐回归到正常区间，进而让广大民众共享发展成果。最后，要保护好环境，提倡生态文明，让污染的危害不断降低。接着，张先生进行了具体分析讲解。其中，有两句话至关重要。第一句，要实现科学发展，切实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就必须放弃唯增长主义，适当放缓经济增长增速，主要精力用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做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什么意思呢？就是放弃唯增长，进入适度增长，然后抓经济转型抓产业升级，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第二句，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要促进经济增长由出口拉动投资拉动向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真正做到这三个转变就要告别两位数的增长，逐步进入次高增速或者中高增速的新阶段。中国经济回调是同经济转型结合在一块儿的，是为经济转型创造比较良好的环境。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上的三个转变，就要增速换挡，由高速旧阶段转入中高速新阶段。说白了，这个转入与经济转型密切相关，是为经济转型顺利进行创造一个有利条件。

林毅夫：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下滑。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速下滑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企业盈利状况恶化，不排除出现断崖式的失业激增和局部性金融风险的可能。对于经济增速下滑，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自己的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因此是必然的、内生的，不应该去干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但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我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都存在，不会在近几年突然表现出来，而且，其他国家包括东亚的高收入经济体近几年的经济表现不仅和我国一样，还更严重，所以，只能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就有稳增长的责任。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都还没从2008年的危机中彻底恢复，我们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每年出口10%以上，稳增长只能靠增加内需。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首先，中国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即使有不少产业产能过剩，作为中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基础设施的欠账还很多，过去的基础设施就是连接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实际上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包括地下铁路和管网都需要投资；另外，环保，城市化也都需要投资。在面临经济下行时，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国拥有丰富的投资资源，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不到50%，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我国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发展的空间很大；民间的储蓄率在50%左右，属于全世界最高；外汇储备3.8万亿美元，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在这一点上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他们虽然也有好的投资机会，但缺乏投资的条件。同时，我国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很大。经过今年两次降准，准备金率仍然高达18.5%，贷款利率还在6%以上。所以，政府在今年的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回旋的余地大，稳增长可用的措施多，把这些政策空间充分利用以后，中国就有能力靠投资来启动经济。投资能够创造需求，创造增长，创造就业。就业增加以后，收入和消费信心也会提升。所以，我国完全有条件保持7%左右的增长，把这些条件用好，实际的增长率可以在7%以上。

苗实：林毅夫先生讲了，对于经济增速下滑，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速下滑是我们自己的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因此是必然的、内生的，不应该去干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肯定有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但自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我比较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都存在，不会在近几年突然表现出来，而且，其他国家包括东亚的高收入经济体近几年的经济表现不仅和我国一样，还更严重，所以，只能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是主要原因，因此，政府就有稳增长的责任。我苗实认为，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说不应该去干预，不是学界的主流声音。大家的普遍看法是，放弃唯增长主义，进入适度增长，以腾出空间，然后通过深化改革，抓紧解决高速增长阶段累积下来的体制问题，机制问题，以及结构性问题，进而释放经济活力，使国民经济进入更高效率更高质量更加和谐的良性发展状态。为什么说是适度增长？就是经济增速下降过快的话，政府就应该出手稳增长。也就是说，放弃唯增长主义，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要增长，而是进入适度增长。至于本次增速持续下滑，如果认定只是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或认定只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都有思维简单化之嫌。更进一步讲，本次增速持续下滑，本质上是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与外部性周期性因素的叠加，一个是内在的障碍，与一个是外在的障碍，它们共同作用，造成经济发展出现当下的困境，即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形势相当严峻。所以，一方面要深化改革，消除内在障碍，为经济增长回稳提供源头活水；另一方面，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填补外在的缺口，为经济增长回稳提供宽松环境。需要强调的是，稳增长，我国与其他国家不同，除了有宏观调控这一常规武器，还有深化改革这一灵丹妙药。至于深化改革，各个层面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成熟方案已经很多，关键要看决策层的魄力。